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儒家至善论:政治的,还是整全的?

儒家学说是一种要求国家推行特定良善生活观念的至善论主张。要想在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为强制性的国家行为奠定道德基础,这种主张需要得到其它宗教、哲学学说支持者的支持。据此,有学者认为,儒家至善论应该成为一种对所有宗教、哲学等整全学说都不持立场的政治观念;但也有人主张,儒家至善论只能是一种整全的学说。通过考察罗尔斯后期哲学中政治观念与整全学说的区分,我们可以证明,关于儒家至善论的这一争论其实是建立在对罗尔斯学说的误解之上的。不仅如此,由于这种误解,儒家至善论者们也错失了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复兴的真正基础,因此大大降低了其自身的理论前景。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多元化的紧张消解与普世化的乌托邦建构--基于约翰·罗尔斯与汉思·昆的比较

约翰·罗尔斯与汉思·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把握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永久性特征，并基于此建构多元化紧张消解的普世性理论。他们的理论均以底线伦理为基始，但逻辑理路却是异质的，前者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普世化，后者是基于普世宗教关怀的普世伦理。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公共理性、信仰与信念——从罗尔斯的宗教观谈起

20世纪美国伟大的政治伦理哲学家罗尔斯去世了,人们在怀念中不禁回顾罗尔斯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纵观罗尔斯一生的学术思想轨迹,公共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或隐或显地是他的关注中心。这不奇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宗教战争和宽容原则的诞生;而且,理性、信仰、政教分离、道德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等等,一直是美国公共政治文化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持有权与程序正义的当代阐述者 --评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权利理论

诺齐克提出了有关一般权利和财产权的性质的深层问题 ,而其理论出发点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即是否可能不特别借助于关于人性及其目的的说明来发展出一种权利理论 ,以及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不预设人间善的观念的产权理论。他在具体论述时向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正义理论发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并且坚持了程序正义的底线和“最小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今天只有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诺齐克的权利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罗尔斯、拉兹与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引人瞩目的议题之一。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切入这一论辩,可以看到,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人的道德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的。社群主义者对这种人格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后期罗尔斯回应了社群主义的批评并进而发展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此外,基于拉兹对人类能动性的独特理解,当代完美主义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和克服。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桑德尔的自由主义批判

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以批判自由主义闻名于世。在桑德尔对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批判中,他用共同体对抗个人,用善对抗权利,用德性对抗规则,确立了一种典型的社群主义批判模式。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义务论自由主义:就方法论而言,这种义     

罗尔斯万民法理论之现实乌托邦的内涵和特征

约翰·罗尔斯认为,万民法是一种关于权利和正义的原则和准则,是用于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的世界正义,现实乌托邦学说则是一种走向世界正义的合理的政治总念。罗尔斯的现实乌托邦学说兼有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双重特征,始终飘摇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表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带有现实关怀的国际道义主义。     

论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

道德人格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包含公民正义感的道德能力和追求自己善观念的能力。以这种观念为依据,罗尔斯既继承了卢梭、康德的谋划,试图把正义原则表达为公民道德自主的要求,又和密尔、洛克一样,通过强调个人自主的价值来捍卫公民不受干涉的自由。他的政治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两种自主的结合之上,力图综合并超越自由主义内部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对峙。然而,由于罗尔斯是分别按照实质主义和程序主义的观点理解道德自主与个人自主的,这两种理解自相矛盾、不能兼容,本身就反映了自由主义内部不同传统的分歧和对峙,他的谋划因此无法取得成功。     

论罗尔斯对the reasonable与the rational的区分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明确区分了the rational(合理)和the reasonable(讲理),这个区分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正义理论尤其是其思想转变缘由的枢纽。而在其《学士论文》中,罗尔斯区分了the natural(自然)和the personal(人格),进而恰当而清晰地定位了伦理学。在这种定位中,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格关系,而且与神学、宗教不可分离。合理与讲理这对区分的内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得以展开,而对自然和人格的区分则进一步推进了对合理与讲理这对区分的理解,罗尔斯做出此种区分的原因也将得到呈现。     

论罗尔斯的公民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所提出的公民概念专注于公共理性所偏好的公共身份(政治 身份),却抹平了公共身份(政治身份)与非公共身份(道德身份)在个体心灵中可能存在的 冲突。尽管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自我观念的批判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罗尔斯公民概 念的内在紧张。罗尔斯为调和这种紧张做出了一定修正,这种修正还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内在 批评的方法来加以扩展。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重叠共识理念再检讨

基于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正义论》中的正义观念缺乏稳定性。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处理稳定性问题,目的是通过公共辩护,由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拥有的合乎情理的整全性主张来最终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这一处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叠共识的可欲性和可能性。在可欲性上,重叠共识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在于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分歧,但这是一个得以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在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问题上,正义观念的初步辩护和充分辩护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轻易填补的理论间隙,这需要对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前提性条件做出更为仔细的辩护。     

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如罗尔斯所说,他的正义理论已经回应并吸收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较好地解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特性和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的缺陷;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他依然未能克服自由主义所固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