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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肇源于古印度。它同古希腊的逻辑学、中国先秦的名辩学合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系统,在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明在我国源远流长。公元六世纪以来,因明随着佛教先后传入西藏,逐渐形成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两支。所谓藏传因明,是以西藏为中心,我国广大藏、蒙学者继承和发扬印度因明而逐渐创立中国因明的过程。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一)藏传因明把印度因明大师的主要因明著作全部译成了藏文。早在八、九世纪,藏译家吉祥积、智军等人就把印度因明大师陈那的《因轮论》和法称的《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以及其他一些因明著作翻译成藏文。十至十一世纪,佛教在印度衰微,印度大批佛教学者携带经卷(包括因明)来到西藏。西藏佛教经过百年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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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传因明因明在我国西藏的传播和在汉族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世亲的因明著作在西藏最早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有《如实论》等的引文。显然,世亲的因明著作不是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被后来著作淹没了。而陈那的主要作品,耆难陀菩提关于《集量论》的伟大注疏,法称的七论,法上的著作以及其他因明家的作品全部都有忠实的藏译本。可见(?)āntisaksita和伽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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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錄’(一般簡称“哲学史”)是一部重要的古典哲学著作。这書的德文原本共三厚册,譯成中文分为四册,將陸續由三联書店出版鈺挥性谛轮袊奶跫虏拍芄惶嵩缫约宓牧α糠g出來涞谝痪斫浌芫玫尼d釀在最近才得以出版。(这書的英文譯本出版于1892—1895年,俄文譯本出版于1932—1936年。)这書中文譯本的出版对于我們从哲学史的角度去了解辯証唯物主义是有帮助的,对于我們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和研究哲学史也是有帮助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很重视此書,馬克思在他最早的著作博士“論文”的簡短序言中,一开头就肯定地说,黑格尔的哲学生有着驚人的、宏伟的计划,最初一般地奠定了哲学史的基礎。(当然馬克思也立即指出由于黑格尔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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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于日本共产党中央理論政治杂志《前卫》今年五月、六月、七月三期上,全文約有五万多字,共分以下十一节:第一,“薩特尔的复数的‘面孔’和围繞着他的‘面孔’的状况”;第二,“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素描”;第三,“‘选择’和‘自由’的虛像”;第四,“与反馬克思主义接触之点”;第五,“抽象的‘异化論’的危险的迷途”,第六,“对辯证法的‘干与’”;第七,“关于‘自然辯证法’”;第八,“关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九,“这是‘馬克思的方法’嗎”;第十,“对‘辯证法’的空虛的尝試的根源”;第十一,“亚当·沙夫的論点”。本文力图全面批判薩特尔的哲学,指出薩特尔虽說承认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們时代的哲学”,但在对自然辯证法和唯物辯证法以及历史唯物論的理解上,原則上是同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企图,本质上也不外是想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歪曲来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立脚点仍然是主观唯心論。他的哲学虽然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的性质,但是沒有打破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型”。本文前五节着重批判薩特尔的“原型”的存在主义哲学。第一节考察了他二十年来时而“接近”馬克思主义、时而“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經过;指出他每过数年便来一次轉变和动搖,令人很难捉摸他的真正“面孔”。第二节論述了由克尔凱郭尔开始,經过雅斯貝尔斯、海德格尔到薩特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指出存在主义哲学不像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在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整个領域具有一个統一的体系。它虽然以对于人的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基本思想为自己的本质,但却有无神論的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两种。它不仅是与唯物論无关的哲学,与唯物論相对抗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政治的反动性。克尔凱郭尔就公然发表过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見解,他的思想到了雅斯贝尔斯便直接同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結合起来。海德格尔耕耘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这是众所周知的。薩特尔虽然不能与他們等同,但他的基本哲学見解也具有作为存在主义的本质的共同点。总之,存在主义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代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哲学,它的根子是主观唯心論。第三节分析了薩特尔的“选择”和“自由”的槪念,指出薩特尔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强調“个体”。薩特尔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选择就是創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意志的行为,就是不遵从任何历史規律的行为,即“計划”(projet);“自由”是超越所有道德行为的东西;只要是个人“自由”所决定即选择的行为,哪怕是杀人行为、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被肯定为眞理。作者批評說:存在主义的自我决定即选择論,与其說是反道德的,还不如說是对于狼的邏輯的肯定;它的“自由”,是应該加以唾弃的小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自由”,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对不能肯定这样的“自由”。第四节考察了薩特尔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在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薩特尔把个体的“选择”、“自由”的观念絕对化了的观点,已經迷惑日本資产阶級社会的一部分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使他們产生这样的錯觉:似乎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統治的条件下,人們即使处在无权的状况下,也能获得“自由”。薩特尔的“自由”、“选择”論,因为对任何“选择”都加以正当化,所以又給了一些“轉向者”(变节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使他們把“轉向”(变节)的責任推到“自由意志”上。第五节分析了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指出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是专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己的对他关系中的。換言之,就是当自己成为他人的客体,被他人凝視着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被“异化”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异化”槪念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在观念的邏輯上成立,而决不是表現現实矛盾和异化的槪念。因此,薩特尔的“异化”論是与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相对立的。馬克思的异化槪念是說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劳动者的状况的,它本身就是反对資产阶級的一种号召,而薩特尔的“异化”論不仅对工人阶級沒有积极的意义,甚至还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他把反对人民民主和反对資本主义都看作是摆脫“异化”的行为,同样加以正当化和美化。由于这种观点,他甚至把一九五七年波茲南事件的反社会主义現象也看作是进步。由第六节到第十节着重批判了薩特尔的“畸形”的即修正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第六节分析了薩特尔“干与”辯证法的目的,指出薩特尔企图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資格来“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具体地說,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来构成他认为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历史的人学”,幷且把它塞进馬克思主义里,也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篡改和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再以此来构成“辯证理性批判”。因此,薩特尔的承认馬克思主义,也只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修正的对象来承认的。作者认为,对于薩特尔的干与辯证法,必須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第七节在論述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中,批判了薩特尔的辯证法,指出薩特尔所說的“辯证法”旣不是思維的辯证法,也不是客观的辯证法,而不过是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旣拒絕客观的辯证法,也否定客观的自然。他极力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辯证法”,原因即在于此。他說自然辯证法是把“自然拟人化”,是“硬把辯证法适用于自然界”,是“形而上学的假說”,是“独断的辯证法”。他对自然辯证法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辯证法却采取“承认”的态度。但是“承认”历史辯证法,也是因为他认为在历史中有个体的“总体化”作用,才予以承认的,而幷不是眞正肯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八节在論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之后,具体地分析了薩特尔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指出他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关的,不过是他用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概念对历史唯物論加以歪曲以后泡制出来的一种东西而已。第九节批判了薩特尔所說的“溯行的方法”。薩特尔以为从个体的欲望、实践即“計划”开始分析,就如同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那样,可以闡明整个历史的辯证法。他认为这就是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政治經济学》和《資本論》的方法。作者批判說,薩特尔根本不应該把个体的实践即“計划”看作与馬克思的商品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而薩特尔的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却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它沒有任何时代性。第十节批判了薩特尔的“被构成的辯证法”的图式,指出他的辯证法是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相对抗的,是与数千年来貫串在历史中的客观規律背道而馳的,他的辯证法不外是存在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出发的薩特尔的辯证法,根本就不是表現历史辯证法的东西。最后的第十一节批判了亚当·沙夫关于薩特尔的存在主义的見解,指出沙夫贊揚薩特尔提出了問題幷且把存在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見的中心点”归結为“人的問題”这两点,是錯誤的。作者认为,这等于沙夫接受了薩特尔关于所謂“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說法;沙夫的这种錯誤态度完全出于他的抽象的人观、抽象的人生观。以下摘譯的是作者着重批判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和曲解自然辯证法与历史唯物論的第六、七、八等三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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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譯自西德新托馬斯主义者卡里什(Rudolf Karisch)的著作《基督教徒与辯证唯物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立場攻击辯证唯物主义的一本反共哲学著作,在西方頗有影响,仅在1953—1961年間就再版四次之多。全书共分八章,即:一、辯证唯物主义的实踐政治意义;二、哲学唯物主义的論点;三、基督教徒对唯物主义論点的态度;四、辯证法的体系;五、基督教徒对辯证法的态度;六、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七、基督教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八、总結。这里譯出的是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从攻击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着手,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并宣揚新托馬斯主义的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这一章分四节,即:一、世界事物的联系性;二、世界事物的变化;三、論由量到质的突变;四、論矛盾的斗爭。作者在这四节中提出的基本論点分別为: 一、他誹謗說,辯证唯物主义尽管强調各种事物的联系性,但也走向片面化的道路,把人、世界同上帝分开,看不到家庭、教会、人民和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剝夺了个人的尊严。反之,基督教徒則是在上帝和宇宙的联系中进行思維的。誰否认或忽視同上帝的联系,誰就不能正确认識內在世界的联系,而为自由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片面性留下余地。二、他承认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事实,但认为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变的結构成分(普遍原則、法則、不变常数),它們是由上帝这个不变的原始因所附加的。基督教徒决不能承认唯物辯证法关于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自它自身的观点。三、他坚决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轉为质变的原理,而认为质变不单純是量变的結果,而是质的漸变的結果。他說,基督教徒也承认飞跃,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物质发展原則,也不是看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轉变,而是把它看成上帝在存在层內的創造行为,看成任何一个存在层內按照上帝的設計发生的发展阶段。四、他反对辯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认为論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而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相互对立,但不能相互矛盾,它們本身也不包含矛盾。他污蔑說:辯证唯物主义者所采用的矛盾一詞,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共产党人提出矛盾理論,只不过是企图为他們的革命和暴力手段找借口。他以說教的口吻說,一个社会制度內的紧張关系,只能在保存現有制度及其統治者的情况下,通过演变、通过意識的形成来加以解决,战爭和阶級斗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宣称,无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无論是黑格尔含义的唯心辯证法,只要它合有存在一元論的內容,基督教徒都必須加以断然的否定。基督教徒只能承认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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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从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語言和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书中第一章的第二、三、六、七、八各节选譯出来的。莫里斯(1901—)生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但維尔市,早年肄业于威斯康星等大学,研究生物学和心理学,1925年成为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是乔治·米德(G. H. Mead)的弟子。以后在該大学任教授多年,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轉到佛罗里达大学任教。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1938年以前,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符号学的著作,叫做《符号理論的基础》。莫里斯的所謂符号学(Semiotic),代表資产阶級哲学中近代經驗主义的两个主流——邏輯經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同流合污。他的这本《符号、語言和行为》就是实用主义一行为主义的思維观和卡尔納普語义学的一种混血儿(这是莫里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明白承认的)。他企图在这个拼凑的基础上,把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早年已經拟了一个草图的符号学的概念发揮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包括一切語言的和非語言的符号)“符号科学”的体系。这本书共分八章,即:(1)符号和行为,(2)語言和社会行为,(3)表意方式,(4)符号的妥当性、真理性和可靠性,(5)論域类型,(6)形式符号和形式的論域,(7)符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8)符号学的范围和旨趣。此外还有分章注解和附录。莫里斯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整套离奇古怪的专門术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区別四种“表意方式”,即:指示的、評价的、规定的和形成的,以及四种“基本的符号用法”,即:报道的、評价的、激励的和系統的。最后,他以前者为緯,后者为經,纵横交錯地构造出十六种主要的論域型式的一个图表来,即:科学的、小說的、法律的、宇宙論的、神話的、詩的、道德的、批評的、技术的、政治的、宗教的、宣传的、邏輯—数理的、修辞的、文法的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則完全沒有列入图表,因为莫里斯已經替它在图表之外保留一个“光荣的”地位:“哲学語言是由符号系統的使用所最广泛地支配着的那些論域型式而形成的”,“哲学家是一部符号綜合的机器。”康福斯在《保卫哲学》一书中說:“企图发展一个理論,依照这个理論:一切符号,从召喚供实驗的狗来吃食的信号,直到科学家和哲学家們的說話,只是由于它們起着組織行为的作用而得到它們的意义;而且依照这个理論,全部认識过程在于建立有效的符号系統。”莫里斯爱用狗的实驗做分析,在他这本书中处处拿狗来跟人相提并論,似乎人和狗沒有什么显著的区別可言。这种无視社会发展规律和思維发展规律,建立在庸俗进化論的基础之上的、主观主义的伪科学,只能起着“现代哲学舞台上的某种滑稽場面”(康福斯語)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里斯的那本《符号理論的基础》一书中,即已大談特談符号和宗教的关系,而到了近年,他更把他的兴趣轉移到人生哲学和宗教方面来,企图开倒車地把几种“传統的人生理想”加以綜合,使之适合于现代环境。他的另一本較近的著作《人生之路:世界宗教緒言》(1942),誠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則更加公开、积极地在为僧侣主义辯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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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庄印、金春峰在《論“道統”与“治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馮友兰提出的“君师分工論”、“治道对抗說”,进行了批評。作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是指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即从事政治經济的人物;而“师”是指统治阶級思想家,即著书立說的人物。大体上从孔子时代起,“君”和“师”就作为封建統治阶級两种密切联系着的代表人物出現。一般地說,他們在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各种各样的幻想,为本阶級服务。像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幻想的事,决不是个别的。汉宣帝的“石渠閣奏議”,汉章帝的“白虎观奏議”,梁武帝之与肖琛,魏太武帝之与寇謙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汉武帝的“問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說明他们所考虑的都是其整个阶級利益。像馮友兰所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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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元論歷史观之發展”是普列漢諾夫早期哲学著作之一。普列漢諾夫的哲学著作,列寧曾經予以最高度底評价。列寧曾說:“……我以为替年青的党員們指出下面这点是適当的。即如果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諾夫关于哲学所寫的一切,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真正的共產主义者。因为这是全部馬克思主义底國际文献中最好的东西??关于这一著作,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給予了如下的評价: “普列汉諾夫……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諭一元論歷史观之發展’一書,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寧指出,根据这本書‘养成了整整一辈俄國馬克思主义者’。”“論一元諭歷史观之發展”一書,普列汉諾夫寫于一八九四年,而于一八九五年以N.倍尔托夫的筆名出版于彼得堡。它是一本論战性的著作。它的鋒芒主要是針对着民粹主义者米哈依洛夫斯基,衛·衛和克里文科等人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为在俄國建立社会民主工人政党而斗爭的时期中,普列汉諾夫所領導的“劳动解放社”,在俄國传播馬克思主义观点上,曾經進行过很多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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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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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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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德海底《符号論,它的意义和效果》一书是他于1927年在阜吉尼亚大学的演讲集。全书共有三章,这是第一章的譯文。本文共分十三节。在第一节里作者提到三种符号論:(i)宗教所用的象征,(ii)写出和說出的語言,(iii)純是书写的代数符号。在第二节中他特別强調說,从感觉符号表象达到物体,此中的符号論乃是一切符号使用方式中最自然而广泛的方式。第三节是討論方法。关于方法的一般原則是:低級特征最好先和相应的低級有机体(怀德海用‘有机体’这个名詞和通常不同,他认为一个电子也是低級有机体——譯者)联系起来研究,高級特性应先和最初具备充分完善的高級特性的有机体联系起来研究。第四节說明符号論之所以易于犯錯是因为它可以引出对一些事物的行动、威情、情緒和信念,而这些事物純是观念,在世界中并沒有这符号論引导我們所設想的那些事物。第五节把符号使用下了一个定义說:当人心經驗中某些组成部分引出意識、信念、情緒与习慣而关涉到心灵經驗其他組成部分时,人的心灵就发生符号式的作用。前一套組成部分是“符号”,后一套就构成符号的“意义”。从符号到意义的过渡中所有的有机作用就叫作“符号的指示”。第六节說明符号指示的知觉所包括的全部活动是知觉者产生他自己的經驗的一种活动。在第七节討論語言中,作者說,語言使用是有双重符号指示:在說話人方面是从事物指示字眼,在听話人方面是从字眼反轉过来指示事物。作者认为人对外界的知觉有两种內容,在第八节中他只提到关于同时世界习用的直接表象,这是应用我們直接感觉向外投射而有的,它替我們决定了同时的物质东西的特征。这就是近代哲学中所說的感觉材料或素材。在第九节中作者认为知觉的經驗方式有两种,概念分析的方式只有一种。两种知觉經驗方式中的一种是叫作“表象的直接性”或“直接的表象”,另外一种叫作“因果效力”。第十节說,这两种方式的作用都是把实在的事物“客体化”。把这种方式混合为一个知觉的綜合活动就是“符号指示”。在第十一节中作者說物质的和心智的东西在經驗中是糾纏在一块的,因此沒有明显的界綫可划。第十二节是研究感觉資料和空間在直接表象中的作用。作者举出三个重要事实:(i)感觉材料如色、声、触等是依靠能知觉的有机体和它对所知觉的有机体的空間关系;(ii)同时的世界是显现为有扩延的和充满着有机体的;(iii)直接的表象只是少数高級有机体經驗中的重要因素。第十三节說,“客体化”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因为沒有实在的东西在它的形式方面完全“客体化”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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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吉尔吉斯和哈薩克斯坦住着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当地各民族都叫他“东干”。但是他們从不自称“东干”,正如我们新疆突厥語系各族称回族为“通干”而回族自己下称“通干”一样。以前他們把自己叫作“中原人”,如今改称回族。“東干”的来历“东干”(俄語)是“通干”(烏孜别克語)的諧音。“通干”原意是“住下来的人”。追根溯源,这些住下来的人是从何时、何处迁来的呢?說来話长,現在让我们談个輪廓。上世紀末叶,我国西北部的回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的革命号召,紛紛起义反抗滿清王朝的統治,后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夭折,回族人民发动的起义也被各个击破了。同治12年(1873年)西北回族起义的余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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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称(Dharmakirti)出生于南印度侏陀摩尼(Jrimalaya,或作提学摩罗Jirumalla)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受过婆罗门的教育,后来对佛学发生兴趣,为在家信徒。他决心向世亲的及门弟子求教,亲访当时著名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当时世亲高弟护法(Dharmpala),年事虽高,但还健在,法称遂就护法求教,旋以对逻辑问题深感兴趣,而陈那已逝世,遂向陈那及门弟子自在军(Lsvarasena)学习。传说法称十分聪明,他学陈那《集量论》一遍,就见与师齐,学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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