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论“直觉之知”及其意义CSSCI

"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于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     

现代新儒家论“直觉之知”及其意义

"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于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     

儒学是疗救西方现代性疾病的一剂良药——狄百瑞“新儒家”思想论述

狄百瑞是西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氏一生努力推动并促成了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思想系统内部概念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西方乃至世界视野,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狄百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运动与思潮是狄百瑞学术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狄百瑞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促成符合现代性观念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兼容、统一,最终落脚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困境问题。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中国哲学再建构的当代路径——由《仁学本体论》展开的对话

三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梳理"与"重建"是其重要的致思理路。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引发的调整与挑战,构建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予解答。《仁学本体论》以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为核心,从"仁本体"的角度历史性地吸收了儒家哲学的优秀内容,从新的视角创造性地理清了中华民族哲学传统与文化积淀的脉络;同时,在"中国文化主体"的前提下,再定义了"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价值,提出"仁统四德"、"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等哲学观点,尝试解决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价值问题,从哲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价值之所在。更重要的是,由是书引发的"中国哲学再建构"问题,必将是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 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主体话语体系建构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使命,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若干思想误区和实践难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增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理想信念,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真用的能力;需要发掘和提炼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强化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功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需要通过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性,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基调、话语风格、话语气场、话语人脉和话语效应;需要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对外开放交流中,用中华民族主体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行中国治世之道,以负责任大国的主体责任优势推进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逻辑线索——论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哲学的三次转折

学界倾向以“代”的概念划分现代新儒家的众多人物,但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划分方法却掩盖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中的逻辑线索问题。其一,以“代”来划分人物是从外延上来进行。这样就使“第一代”、“第二代”等概念缺乏内涵,所包罗的人物纷繁,思想驳杂;其二,缺乏清晰的逻辑线索,无法使人洞悉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因而中国哲学也始终是一个封闭系统并以现代新儒学为终结。本文尝试以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相类比的方式来考察这个问题。当然这个类比并不是随意的。我们发现,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建中国哲学。由于他们所参照的西方哲学往往是其历史上某一发展阶段上的某一流派,因此西方哲学的重大变革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哲学史上看,人类的哲学思维是不断深化的,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发展中,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是不断深化的。因而也是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规律。     

冯友兰新理学与新儒家的哲学定位

本文的目的在于给新儒家以哲学的定位。新儒家哲学是现代的亦或是后现代的？它能不能改变中国传统哲学前现代的结构,能不能为解决当代哲学问题提供某种值得参照的途径？我们将从分析冯友兰先生１９４９年前完成的所谓新理学体系入手来讨论上述问题。由于此种分析与本文的主题关系重大,我将引进一种模式来界定新理学的现代性。　　　　　　　　　　　一冯友兰的新理学可以说在西方从没有产生过影响,它在中国出现之际却颇引人注目,但是很快就被中国哲学界所摒弃并几乎被遗忘了。新理学首先被冯先生本人所摒弃,因为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迅速…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方东美对华严宗哲学的现代诠释及当代价值

华严宗哲学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中是注重入世的,富含逻辑性的。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方东美对华严宗哲学情有独钟,并对华严宗哲学进行现代诠释。方东美对华严宗哲学的现代诠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用现代哲学家怀特海来诠释华严宗哲学中的人物善财童子;第二,以人体为喻解释华严宗哲学的"六相圆融"思想;第三,用西方哲学概念来诠释华严宗哲学概念。方东美对华严宗哲学的现代诠释的当代价值表现在:第一,使用西方哲学概念阐述中国的佛教哲学,将佛教哲学用普遍现实性的语言呈现出来与西方与世界交流,发展了华严宗哲学。第二,华严宗哲学为构建"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提供理论来源,发展了中国哲学。第三,方东美对华严宗哲学的现代诠释为中西方文化的会通和交流建构了桥梁。     

现代新心学的开端——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为中心

现代新心学的开端主要是以哲学的范式,以分析论证、思议言说的学术形态,吸收东西方哲学资源,致力于儒家心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回应西方式理智化、物化的文化生命。梁漱溟、熊十力和贺麟均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来完成这一使命。最具代表性和完整性的贡献当数熊十力哲学,它完成了心本体哲学的现代重建,同时蕴涵着对西方哲学文化进行根源性回应的思想意图,即通过重建一个圆满的本体论来论证中国文化生命在本原上是自足的,从而为现代新心学下一阶段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冯友兰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

冯友兰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创建的新理学体系,是现代新儒学思潮重建哲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逻輯环节。新理学对本体论的重建,就其思想来源说,一方面是对儒家哲学、特别是对宋明理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特别是对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回应。用冯友兰的话说,新理学“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对于冯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哲学"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张祥龙教授对发表于<中国学术>上的拙文<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所做出的回应.我觉得我们对"现代儒家哲学"概念所存在的一些根本困境颇有同感.我以为我们在诊断症结方面,比在澄清困境时使用的策略方面所持有的分歧要小.我们的主要分歧源于我强调使用狭义哲学概念的必要,而张教授则倾向于使用广义的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