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坎陷与民主——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启迪、补充与前瞻

通过坎陷开出民主是牟宗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认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民主,肯定儒家政治的层面不低于西方的民主,坚持开出民主不应抛弃儒家道德的传统,主张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道德与智识二者齐备等方面。但由于牟宗三对性恶的层面重视不够,使其思想无法真正落实,这又构成了其相关思想的缺陷。文章最后还对坎陷开出民主的前景谈了个人的理解。     

论民主政治的显性“争吵”与隐性“和声”

现代民主应该具有双重面相,即"论辩"与"共识"。"论辩"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描述和刻画的"参与"和"反对",表现为竞争者可以在公共议题、公共政策、政府当局等层面展开争论;"共识"指的是政治参与者(特别是政党)在竞争中必须坚决地持守对民族国家、民主体制和选举程序的认同,它是支撑"论辩"有效运作的前置性规则。"共识"的稳定性决定了民主政治整体的稳定性,这既取决于竞争主体(政党)的自愿认同,更需要运用强制的手段对之加以维护和保障。总之现代民主政治既需"论辩"的显性"争吵",更应有"共识"的隐性"和声"。     

儒学是疗救西方现代性疾病的一剂良药——狄百瑞“新儒家”思想论述

狄百瑞是西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氏一生努力推动并促成了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思想系统内部概念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西方乃至世界视野,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狄百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运动与思潮是狄百瑞学术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狄百瑞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促成符合现代性观念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兼容、统一,最终落脚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困境问题。     

试论牟宗三对船山政治思想局限性评价

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新儒家与西方政治哲学:牟宗三的民主思想与自我坎陷论

牟宗三与新儒家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变革时代。如果要了解牟宗三提出的"道德主体的自我坎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需要考虑他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论述环境——"欧洲中心论"。在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中国思想界,学者视西方民主制度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良的政治体制。但是近年来,民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在民主国家的运作实践中越来越凸显。而在牟宗三看来,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多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与之相配合。在牟宗三"自我坎陷"论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理论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所突出的个人权利,而是集体的社会福益。民主政治得以运作的基本条件不是个人争取合法地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与欲望,而是透过互相尊重、妥协、合作而达成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民主政治要求选民妥协、合作,甚至自我否定,这便是牟宗三"自我坎陷"论所蕴含的道德精神。牟宗三"自我坎陷"的理论观照了民主制度的缺陷,同时补充了西方民主理论之不足。     

“大陆新儒家”正在形成中

1月24日,台湾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接受媒体专访,直斥"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主要是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这一评判引发了大陆学界的持续争鸣。曾亦、干春松、白彤东、唐文明等大陆儒学研究者纷纷作出回应,指出"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未必切近大陆现实,儒学复兴需要代际接力。此外,清华大学也举行了"港台新儒家与大陆儒学发展方向研讨会",赵广明、黄裕生、赵法生、李存山等西方哲学、宗教学、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借此对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展开了评议,指出大陆儒学必须面对西方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合理解释。蒋庆先生作为此次事件的风暴眼,他会对此作出怎样的回应?新浪历史有幸专访了阳明精舍山长蒋庆先生,以下是专访实录,《原道》特刊出以飨读者。     

儒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及现代意义

为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狄百瑞提出儒家"人格主义"一说,来阐发儒家之于个人、社群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精神。狄氏认为,儒家自由主义精神昭显于孔子仁学一期,经宋明新儒家发展为由本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自我养成(为己之学)、社群自治(修己治人)的理论表达范式和实践经验,与西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相比具有一定优异性。再者,中国古代虽没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但儒家思想中并不缺乏公民意识,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政治文明构想及其现代价值。因此,在狄百瑞看来,儒家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于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与政治文明之中,具有一整套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洽方案。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颜色革命”反思

"促进民主"与"市民社会"是"颜色革命"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历史却证明民主化在后—"颜色革命"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市民社会则是成就这一谎言的工具。"促进民主"与"市民社会"是西方自由—民主理念输入到后—苏联地区的通道,但是这一地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西方体制,而是需要一种法团主义的政治理念。     

“超凡入圣”与“即凡而圣”——儒家“圣人”观念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反思

"圣人"观念在现代社会看似已不合时宜,但在传统儒学中却不可或缺。儒学本身是一套以希圣、成圣为精神追求的完整学问。在儒学的发展中,圣人观念有治统化和心性化两个层面的偏向,而治统化的圣人观逐渐淡化,转以心性的成就作为对圣人的主要规定。儒家的圣人观念大体上可以说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人性与圣性的统一,循理与自由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体与全体的统一。其在历史中呈现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通俗的趋向,圣人之德从殊德转为总德,从绝德变为通德。儒家圣人观蕴含了儒家式的古典平等、自由观念,对人生和世俗社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功能。圣人之旧德蕴含了沟通现代新德的可能,且别具优越的特质,对现代社会和人生可有其价值理想方面的贡献。     

牟宗三论政治神话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牟宗三先生认为有两种政治神话,一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蜕变的非理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治神话,一种是儒家德治所倡导的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人皆尧舜的政治神话。在详细阐释政治神话的建构后,通过对根源理性的挺立和次级理性的架构,牟宗三先生解构了西方式非理性的政治神话,重构了一个既保住中国德治之长又开出西方民主之长的中国式现代政治神话。藉此政治神话,牟宗三先生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现代意义和现代化道路之所在。     

牟宗三论政治神话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牟宗三先生认为有两种政治神话,一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蜕变的非理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治神话,一种是儒家德治所倡导的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人皆尧舜的政治神话。在详细阐释政治神话的建构后,通过对根源理性的挺立和次级理性的架构,牟宗三先生解构了西方式非理性的政治神话,重构了一个既保住中国德治之长又开出西方民主之长的中国式现代政治神话。藉此政治神话,牟宗三先生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现代意义和现代化道路之所在。     

从墨家“内在超越”看中华文化的反思基因

与西方社会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论基础上的罪感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更具积极的反思基因。儒家倡导内省精神,现代新儒学谓之"内在超越";墨子提出天志与明鬼,是与儒家同归殊途的另一种"内在超越",是中华文化反思基因的重要呈现。墨家在继承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基础上,借天谴鬼罚的震慑示警与艰苦环境的意志锤炼,自警、自省、自律、自砺、自强,以身体力行辐射和引领整个社会,为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益的现实需要,维系人与人不分彼此、平等友爱、共赢互利关系,确立一种有序有效的永续规则,建构以兼爱为普遍伦理追求的太平天下。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儒家差等之爱对现代平等社会的积极意义

在平等作为一种基础理念的现代社会,儒家差等之爱看似并不合拍,但仔细分析其逻辑起点和叙事方式,可以发现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现代平等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儒家差等逻辑不仅没有破碎平等,并且为平等何以可能提供了一种合乎自然人性基础的哲学说明。其次,肯定差等之爱的积极意义,可以防范现代社会的制度信仰,使社会获得更符合人性、也更加深远的道德基础。正确认识儒家差等之爱对现代平等社会的独特意义,还需要区分自然的"差等之爱"与宗法的"差等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