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损卦六三爻辞与郑玄“礼不参”理论探源

"礼不参"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规范思想,即不可三人或三方同时行礼。清人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在疏解《系辞下》对损卦六三爻大义所做发挥时,援引了郑玄《仪礼注》"礼不参"的礼学理论。姚配中此举发现了《周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乃郑玄"礼不参"理论的哲学思想依据与理论阐释来源,这对我们重新认识郑玄以《易》注礼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实现的制度伦理路径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的思想理念,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可以通过制度伦理的规范实现,主要包括国家立礼、天下行礼、个人示礼和本心美礼的四层逻辑路径。国家立礼的路径是国家树立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道德观念,尊重礼之理,才能在国家层面以德树立时代新人。天下行礼的路径是以天下大道树立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使人以新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礼义准则而为人处世。个人示礼的路径是以规范的行为展示礼仪,个人行为与制度相结合,内外相合而成为新时代表里如一的人。本心美礼的路径是以礼的美善为目标,提升本心之礼的理想和超越境界,达到内心至善的美礼目标,内心趋向美善而内化成为新时代理想崇高的人。从哲学逻辑上分析,新时代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制度伦理四层路径体现了体、用、合、美的哲学逻辑。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宋儒以理释礼的思想历程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天理论的兴起,既代表了传统儒学理论创新的最新形态,也基于对礼制秩序和政治运行的宏大思考。理学家以理释礼的思想成果一方面凸显了天道、人性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为礼义的发挥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天理与传统礼仪、现实礼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礼理之间的沟通仍然困难重重。     

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关于礼节与人情

<正>礼节与人情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是一件牵动千家万户、覆盖各个阶层的事情。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尚礼义、懂礼节、讲人情。正是尚礼义、懂礼节、讲人情才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才凸显出人的高贵与尊严。所以儒家强调"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儒家为什么这样重视"礼"呢?这是因为儒家认为"礼"是一种组织社会、治理国家的理想形式,它能够"经国家、     

关于"成人"的历史解读

关于成人的概念,在儒家之前就存在.据成书于春秋时期,记载周代贵族各种礼节仪式的<仪礼>"丧服篇"的记载:"(女)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根据郑玄的注释:"成人,谓年二十已笄礼者也."可见,古人最早是从三个方面来界定这个概念的.     

宋代礼制变化与理学兴起

宋代礼制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祀高禖这一礼仪活动自古以来需要男女共同参与,而宋代高禖礼中出现的男女分祭现象,使皇后不再能出官门行礼.综观其他的赵宋皇家礼典和礼制,出现的诸多变化,很明显受宋代礼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重内外之别、强调闺门之礼的特点.宋代理学的兴起也受这一趋势的影响,理...     

“以故兴物”考辨与发微: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为参照北大核心CSSCISSCI

《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郑玄“以易笺诗”考论

在中国《诗经》学史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久负盛名。尤其是他利用由古代礼义与礼例对《诗》作了制度化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以来说《诗》的重要发展。然而,作为郑玄《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的"以易笺诗",却常为世人所忽略。本文通过对《郑笺》与《易注》的梳理与论证,指出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     

郑玄的“法”与“道”

两汉今文经学将经书大义统一于孔子之法,及至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将《周礼》与《左传》纳入经学体系,对经书中的制度差异,郑玄理解为虞夏殷周制度的差别,因此,在郑玄的经学体系中,出现了不同的圣人之法。但是,郑玄的经注之中,并不着意讨论这些圣人之法中是否有共同的道。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对"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郑玄的经学进入中国文明史,这一以礼为本的经典教化体系,熔铸出观念与制度的文明土壤。而在其框架中寻求"多元化的圣人之法"背后共同的"道",成为新思想的基本动力,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在这一经学背景中展开。     

《荀子》尚贤与管理思想探析

《荀子》的尚贤与管理思想以调整人的欲望为核心,以满足人在人群中合宜的欲望为目标。管理的依据包括礼、法、道。礼有"养"的功能,也有"节"的作用,而"别"正是取得"养"与"节"相互平衡的制度设计原则。法是圣王依礼所制定,作为推行礼的具体措施。道则是治理国家各层面中的条理,也是礼法的综合运用。根据礼、法、道建立起各级管理阶层,设官分职,尚贤使能,并建立起考核和监督的机制,以使贤人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进而"建立一成就礼义的客观轨道"。     

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

本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第二,《家礼》遵循"礼者履也"的基本理念,制定简便易行的家庭(族)礼仪,使之能够普及到社会底层,成为影响至今的民间通用礼;第三,《家礼》借鉴宋儒对家庙以及宗法制度的构想,创造性地改造了原有的"祠堂"概念,通过设定宗子在"家礼"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发挥宗法制度在维护家族秩序中的作用。历史证明,祠堂及其宗法体系在后世的运用中确实发挥了敬宗收族、凝聚家族力量的重大作用。     

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礼与直、道与鲁:孔子未必赞成父子互隐

在父子互隐案例中,一般认为孔子会赞成父子互隐;但如果从礼与直、道与鲁的角度则会得出孔子未必赞成父子互隐.孔子讲"吾党之直者"如此,直者是父子互隐,而孔子则不能简单认为是直者,孔子应是礼者;直者有优点,也有缺点,"直而无礼则绞"、"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孔子主张由直而进至礼."吾党"是鲁国当时社会现实如此,但孔子还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即虽然孔子认为鲁国多少比齐国好,但鲁国也不是完美的,鲁国也应进一步改进,进至完美(道)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并不简单地维护现实,也努力批判现实.     

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礼学尤明”时代。本文立足社会现实,围绕君权、族权的巩固,展开对当时礼学盛因的探析。以为战乱后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离不开礼仪的实施及礼学的教化。其间,帝王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而南北朝为宗族社会典型期,宗族对等级亲疏关系的重视,也导致礼学的发达。另外,文章认为南朝礼学的兴盛,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相抗争的结果。玄学佛理的流行,促使儒士经师加紧对儒典的深入研究,礼学则为儒学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北朝社会各阶层因其特殊的条件,更加热心于儒学的教化工作。最后,文章又从经学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去解释礼学兴盛原因。以为郑玄《三礼注》起了重要作用。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荀子"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性恶的人性论基石上的。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