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的追寻:何谓孟子的“恻隐之心”?

作为孟子"四端之心"中颇为重要的一端,"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来有关"恻隐之心"的解释可分为本体向度的阐释和经验向度的阐释两类。然而,这两种阐释路径都有其自身的有限性。当孟子在谈及"恻隐之心"时,其实隐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寻。这种对普遍性的探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普遍人性的探寻,二是对普遍方法的探寻。前者涉及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论中的普遍存在意义,后者则关涉到恻隐之心如何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发挥作用。孟子对于普遍性的追寻表现出与孔子不同的趋向,也使其自身的思想开展出独具特色的工夫论向度。     

理解“Einfühlung”的四条进路——以利普斯为核心的考察

从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对"Einfühlung"的理解形成了四条基本进路:(1)同感美学;(2)同感心理学;(3)同感伦理学;(4)同感现象学。这四条进路并非外在并列的关系,而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利普斯把同感分为审美同感和实践同感,前者导向的是同感美学,后者导向的则是同感心理学和同感伦理学。同感心理学和同感伦理学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他人。胡塞尔批判地继承了利普斯的同感概念,在实践同感的向度上构建了一门以他人问题为核心的同感现象学,但同感现象学仅限于认识论,而不涉及伦理学。利普斯把同感理解为自我的投射或移置,从根本上否认了他人的存在,从而也使其利他主义的伦理学陷入了悖论。胡塞尔在承认他人之绝对他异性和外在性的前提下,将同感理解为对他人及其体验的经验。虽然同感现象学也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对同感之本质的理解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利普斯的同感理论可以起到必要的校正和纠偏作用。     

孟子的“恻隐之心”与列维纳斯的“感受性”——兼与伍晓明先生商榷

孟子对于恻隐之心的叙述与列维纳斯对于感受性的描写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恻隐之心与感受性之间的差别也是甚为明显的。恻隐之心是内在具有的、先天禀赋的,感受性是他人赋予的、后天获得的;恻隐之心所发出的道德律是自律的,源于感受性的道德律则是他律的。     

“休谟问题”再思考——基于同情、旁观者和效用原则的考察

休谟提出了从“是”到“应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而得以建立的可能性.相反,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恰恰是要以同情原则为基础,并辅之以旁观者与效用原则来弥合“是”与“应当”之间的断裂,从而建立一门科学的道德学说.20世纪情感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发挥”显然是休谟本人始料未及的.     

《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兼论《黑皮本》的“直白称谓”

海德格尔反对把《存在与时间》解读为生存哲学,但人们的这种所谓误读事出有因:该书提供了生活现象学作为一般存在论的基础与出发点。一般存在论几经尝试,以失败告终。他实际呈现给我们的就是生活现象学,而存在论只停留为理论雄心。该书有意规避了爱与友情这一人生现象学上的重要环节,为他后续思想,比如反映在《黑皮本》中的纳粹问题的政治失误,开了方便之门。这警示后人,哲学家勿妄以自己的基础理论直接参政。     

朱熹与“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兼论恻隐之心、情境与两种伦理学的分野

自孟子以来,四端纯善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晚年朱子挑战了这种观点,从而提出了"四端亦有不中节"的问题。在孟子的著名例子的基础之上,笔者构造了一个新案例,该案例的核心就是把儿童替换为一个恶贯满盈的成年人,并假设目击者中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实,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本文就以恻隐之心为例,辅以是否具有某种知识的条件,以及是否中节的道德判断,对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两种伦理学的分野,予以了初步的分析。从而认为朱熹的道德哲学是认知主义的,具有敏于情境的特点;而孟子的道德哲学则是非认知主义的,具有钝于情境的特点。     

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理解抽象劳动的三种路径——兼论马克思的“抽象”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概念之一,"抽象劳动"概念的合法性与内涵仍有待澄清。本文简略梳理了学界理解这一概念的三种路径:思维抽象路径把抽象劳动理解为具体劳动的共性的思维概括,却带来难以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缺乏社会和历史维度等问题;交换抽象路径把抽象定位于市场交换,突显了抽象劳动的历史与社会维度,却有把价值的源泉放在交换领域中的嫌疑;劳资抽象路径进一步从劳资关系来理解抽象劳动,抽象被定位于资本对劳动的抽取或提炼,却带来重新界定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关系等挑战。最后本文提示了一项有待开展的预先工作,即细致梳理"抽象"一词的含义与用法:抽象的基本含义是分离,而不是无差别化。     

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

中国传统学问、典籍体系是"以治道为中心"的。先秦时期大约有五种学问(知识)、典籍的分类范式,两汉以后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七略分类法一度成为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之前最主要的学问和典籍分类法。《四库全书》接受并综合以前的四部分类法,正式将四部分类法作为编纂本书的纲领,对近四百年来中国学问、典籍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化的逐渐涌入,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知识、典籍、学科的分类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问与典籍的分类体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重建"国学"学科体系,如何认识本民族学问、典籍的分类体系,将是重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共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显现论”与决策论模型的解释问题

决策的形式模型只有通过适当的解释才能与实证或规范内容相连接。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经济学,需要采取实证的自然主义方法论来定位其科学性,同时免不了对理性选择进行规范考察。根据经济学家对决策论模型的主流解释“显现论”,对选择行为的说明和预测是基于对行为的经验观测和内在一致性条件的。在哲学上,显现论曾一度被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宿醉”,近年来却得到颇有影响力的辩护,也使经济理论的实证地位得到支持。而对信念、偏好、意图等心理状态及相关规范内容的兴趣,使得决策论模型在哲学上的应用默认了一种心理主义解释。通过引证并回应近年来哲学领域里对显现论的辩护,可以看到,决策论模型允许心理主义解释。但通过论证理论反例的泛在化,澄清其实证预测功能面临先天困境,从而能更恰当地理解决策论的实证地位。     

如何理解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四论用“认知”取代“认识”的问题

如何理解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四论用“认知”取代“认识”的问题赵璧如笔者认为，近年来，我国心理学界在引进西方信息加工心理学过程中出现的用我国传统规范基本概念和术语中的认知（拉丁文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英文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法文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德文ｗｉｅｄｅｒｋｅｎｔｎｉｓ，俄文узнаване）这一专门术语（用来表示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记忆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取代认识（拉丁文ｃｏｇｎｉｔｉｏ，英文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法文ｃｏｇｎｉｔｉｎ，德文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俄文поз…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 —— —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在当前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和人权的讨论中,“人性”(humanity)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核心要素.然而,正义的问题总是同“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理论家在思考或建构正义原则时,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强调导致了他们对正义社会的设想分殊各异.罗尔斯在提到密尔的理论时批评到,密尔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人性的某种“统合性”理解之上的,而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不能够作为正义制度的基础.     

论安乐死如何可能——兼论作为风险的自杀问题

本文写作之时传来美国"死亡医师"科沃基恩(J.Kevorkian)的去世消息,他在巴赫的音乐声中平静离世。①目前对安乐死的讨论尽管激烈,但无论赞成与否,其在方法论上都只是一个经验上必然碰到的"二律背反"的问题,这就是幸福论与义务论伦理思想的对立在死亡问题上的表现,即:"(自我)杀死"与"(自我)牺牲"。本文的目的则是要在先验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并揭示自杀的风险性质。在蕴含式A→B(如果A,那么B)中,若只有当A为"真"而B为"假"时A→B才是     

如何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 ——兼与周海春先生商榷

四端之心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它不只是孟子性善论得以成立的根据,同时也是道德行为得以可能的直接动力。四端之心并非简单并列的关系,四端以恻隐为根基,羞恶、辞让(恭敬)、是非是以恻隐为基础而次第展开的,这可以说是孟子四端之心的内在结构。     

论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兼论“保证”对“盖梯尔问题”的解决

知识论首先关注的是知识的定义。但"知识就是被辩护的真信念"这个经典定义却遭到了"盖梯尔问题"的打击。普兰丁格致力于知识论大厦的推倒重建,建立起了以"保证"为核心的知识论体系,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盖梯尔问题"。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启发,但也存在其偏颇之处。     

《文子·自然》研究——兼论对“道法自然”的理解

《文子》的《自然》篇详论"道""无为""因循",而略于"自然",但篇名却为"自然",说明"自然"必以"道"之"无为"为前提,通过"因循"的方法,然后才能导出。实现了"自然","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这种政治场景下的自然观是对《老子》类型自然观的传承与发挥。《自然》篇即便成书不在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其主要内涵也是那个时期黄老思潮的生动写照。《自然》篇的内容还为"道法自然"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河上公的注释和王弼的注释其实包含着两种类型自然观,一种服务于"道性自然",一种服务于从"无为"到"自然"。     

“虚无”的颠覆与再奠基——从海德格尔“尼采问题”解释的限度来看

海德格尔塑造了一个以颠倒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完成西方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的尼采形象。但事实上,尼采本人却试图通过重新复苏古希腊史诗和悲剧的艺术精神以及竞赛精神,以颠覆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框架。其艺术观念并不能等同于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感性世界,而竞赛的精神更是意欲超越柏拉图主义高、低秩序的张力机制。海德格尔与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共同路径,在于都试图以返回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精神资源来克服此后西方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后果,与此同时,借助德语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正是在这种精神追求下,十九世纪之后的德国虚无主义问题逐渐步入了一种独特的道路。     

再论黑格尔的“两个凡是”命题——兼与赵妙法先生商榷

本文立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现实”概念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反对将其“两个凡是”命题中的“现实的”改译为“真实的”,原因有二:首先,“现实”概念内涵丰富,在黑格尔体系中是指真理将要从可能性和偶然性中实现出来的一种动态过程,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其次,从哲学史的角度追溯,“现实”概念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的学说,黑格尔试图调和现实与理想(理念)的关系问题.“真实的”译法根本无法准确表达黑格尔哲学的观点.     

从“涤除玄览”到“曲因其当”——论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如何可能

黄老道家思想一度被汉初统治者推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道家从在野派变为主政派,真正担当起庞大国家的政治责任时,著意于精神修养、境界提升的玄谈,远不能满足政治上经纬人事的需要,故汉初黄老道家将先秦道家静态观照的“涤除玄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曲因其当”。所谓“涤除玄览”,要求主体用心若镜,让开一步以成就万物之并作的无不为境界;而“曲因其当”则要求主体在舍己之志、以物为法的同时,还要依顺万物之理以推之、助之,表达了对世界秩序化的要求以及主体知几、用权的创造性要求,由此,汉初黄老道家从政治和社会现实层面赋予了“无为而无不为”以积极之“实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