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赵岐《孟子注》:章句学的运用与突破

本文考察了赵岐《孟子注》的学术方法及思想理念。文章认为,赵岐在研究《孟子》时,首先对汉代经学的治学体例作了变动,其次又以人情作为阐释的基础。文章具体解析了《孟子注》的章句特点,并对人情的理论内涵作了辨析。     

《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由谶到纬与引纬释经——郑玄以纬注经再审视

谶纬是两汉学术的重要特色,谶、汉谶、纬是三个有区别的概念。谶验行为由来已久,汉谶是西汉晚期士人假借天命神意而造作出的神学预言,纬则是东汉后期士人通过攀附经学的方式对图谶之学提出的新名称。郑玄不仅是较早以纬称谶的学者,还遍注群纬,提高了谶纬的学术地位。谶纬作为汉代的流行学问,体现了当时科技知识、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新进展。郑玄在注释经典时,注重吸收纬书中的合理成分。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经典的内涵,使得传统经典与民间知识思想交互贯通,也是经典文本作用于社会的重要途径。     

汉代经学之争

两汉学术标帜经学。经有数经,各经异解;学分个古,二派异说。今文经学,内存数家;古文经学,亦有歧义。而汉代经学独尊,设立学官,诱以利禄,经学纷争,自然而生。汉代经学之争,依纷争的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汉武帝到汉元帝时,主要是今文经学内部之争;其二是从汉哀帝到东汉末年,主要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的内部之争既刺激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又给古文经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则促进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融合。因此,从汉代经学纷争中,可以探寻到汉代经学演进的某种轨迹。…     

浅析马注在《清真指南》中对儒家的看法

马注认为,儒家的典籍中存在上帝(天)等与真主造化万物相关的思想,这是马注认可儒家的基础。然而,孔子、子思、孟子之后,上帝(天)等造化万物的观念没有被后儒所传承,这也是马注对后儒不满的重要原因。对于儒家的圣人孔子,马注从真主造化万物这一理念出发,阐释了孔子所谓的"天"这一造化万物的概念,并基本与真主吻合,这是马注把孔子称为圣人的关键。在对儒家综合认识的基础上,马注提出了扶儒黜异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模式。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经义与政教——以《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为例

<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但有汉一代,诸子百家可以自由传播,佛学也可西来东土,绝不因儒术独尊,而受任何压迫。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不是将儒家立为意识形态,政教合一而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从政治上确立经学为治国理念。兹以《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为例,看经学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如何影响政治实践。     

郑玄的人格与经学

郑玄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一生不慕名利，不羡豪奢，不倚权势，潜心经籍，遍注群经，敢破家法，务实求真，致有“经神”之称。由于他毕生不懈的努力，西汉以来长久的今古文经学的纷争烦扰终告结束。“郑学”的确立，代表了汉代经学的最高成就；而郑立的学术思想，既标志着汉代经学哲学的终结，又孕籍着魏晋一代玄学理性的精神因子。一、文化生命的人格涵养齐鲁之邦曾经养育了众多灵杰的儿女，孔孟二圣俱生长于这方厚土，儒家学说的创源与发展跟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则深受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浸润。郑宝家乡北海高密本…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中庸》郑、朱注比义

郑玄所注《礼记-中庸》和朱子《中庸章句》,无疑是关于《中庸》最为重要的两个诠释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态、文字训诂、理论体系、立说旨趣诸方面存在区别和联系。而这些方面,实则隐含《中庸》从礼学文献上升为理学经典文本的内在变化。朱子通过建构文本体系,参酌吸取郑注之训诂,同时消解郑注经学体系和礼学色彩,使得《中庸》从前代经学系统中...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

当前学术界出现了经学研究的热潮,但经学的诸多重要问题还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本文就"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人们所熟知的经学定义提出质疑,认为作为经学原典的五经出现在儒家之前,先秦诸子百家皆宗奉五经,五经不是儒学的专利;而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设立五经博士之后的儒学存在经子之分,"儒家经学"的习惯用语存在混淆经子之分之嫌。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试论《老子想尔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与融合

《老子想尔注》是早期天师道的经典,该书对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主张给予了充分认同,并认为这是“道”人所教.因此该书对儒家的立场是:道儒合流,且在对儒家伦理认同的基础上确立“道在儒上”的优先地位.《老子想尔注》批判的“伪伎”所指并非儒家,而是天师道初创时期自称道教的其它一些道教或准道教派别.     

关于《黄帝阴符经》蔡氏注本与邹注本作者的考证

《道藏》中收录有原题“蔡氏注”的《黄帝阴符经注》和题名“崆峒道士邹诉注”的《黄帝阴符经注解》,这两篇注疏的内容完全雷同.经过考证,笔者认为,该注文的作者是蔡氏,并列举了四条理由:1.朱注中明确提到了蔡注本.2.朱注比蔡注多加了两处“朱子曰”并几处按语.3.凡朱熹作了详细注解的部分均标注有“朱子曰”、“又曰”.4.凡标有“朱子曰”及“又曰”的地方,在140卷的《朱子语类》中均有收录.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道教“注鬼论”释义

注鬼论是早期道教的一个重要神学理论,对研究早期道教史、古代墓葬考古和古代丧葬习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剖析并论述了注、注病的含义以及道教对注鬼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道教注鬼论。     

《拜达维古兰经注》成为中国内地经堂教材考略

《拜达维古兰经注》(Tafsīr al-Baidāwī),亦有《嘎最经注》之称,为波斯著名学者纳绥尔丁·拜达维(Nāsir al-Dīn al-Baidāwī)所著,是逊尼派重要的《古兰经》注解之一,在伊斯兰教经学文本中享有盛誉,是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主要教材之一。一、《拜达维古兰经注》的成书纳绥尔丁·拜达维,生于伊朗设拉子市附近的拜达维,生年不详,1286年卒于伊朗名城大不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