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隐以治隐:《梁》体系中的隐公叙事

《春秋》以隐公为记载之始,"《春秋》何以始乎隐"是《春秋》学所展现的第一个问题,《春秋》三传对此各有不同的理解。《穀梁传》以"无事"与"谨始"为中心,赋予隐公以"正隐以治隐"的意义。《穀梁》隐公叙事以此为核心,通过对仲子与子氏身份的不同诠释,建构了隐公至正的地位,进而以"至正"贬隐公之"不自正",从而成立了《春秋》"何以始乎隐"的《穀梁》解读。     

从经学视角看康有为的人性理论

康有为从汉代《春秋》学尤其是董仲舒之学中汲取了思想资源,建立起一套关于人性的气学论说。与此同时,他又援入西洋新知来丰富这一理论。然而,康有为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对"仁"的内涵的阐释,都与传统儒学发生了极大差异。重新认识康有为的人性理论,既有助于分辨康氏思想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也为理解他的"三世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兼并战争的预言——《孙子兵法》中的“入人之地”理论

《孙子兵法》的"入人之地"理论,探讨的是深入敌境作战的一系列原则与方法,其理论形成体现了春秋以来军事与社会的发展,即交通事业进步对军事的影响,传统的城池防御无法应对战场的新情况,"将"群体的崛起所引发的革新思潮。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体系,"入人之地"在很多方面反映出《孙子兵法》基本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观念,具体包括"入人之地"的可行性分析,"入人之地"时不同形势的总结与战术选择,以及"入人之地"取胜的核心因素。该理论在战国之世广泛传播,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此后中国战争的面貌。     

孟子诗学思想二题再辨

"以意逆志"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孟子诗学的两大核心命题,随着历史与学术的演进而不断受到后世学者的阐释与再阐释。然而与后世的发明有所不同,《孟子》语境中的"以意逆志",是为针对《诗经》教学传承而发,"文""辞""志"的评价层次条理清晰,"意"指读者阅读理解之动态过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章说明了《春秋》类同于《诗经》的"文""辞""志"三层次,在此基础上强调"孔子作春秋"接续道统的重大文化意义。"迹熄"是对时代陵夷大势的形容,不可遽指为某一断限。此二题共同构成了孟子诗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回归原典,既要突破现代学科界限,亦需自觉明辨探求本义与理论新创之间的分野,唯此方能正本清源,接近先贤本相。     

中唐新春秋学“原情”思想探论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等研讨《春秋》,著书纳徒,成一派之学。啖助一派解读阐发《春秋》的具体逻辑与思维方式,"原情"乃其中核心要义。所谓原情,一曰以合于忠道之情而断褒贬,二曰比类孔子之意而释经文,三曰推重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基于原情思想,啖助等倡导从宜权变,从而形成独特的春秋学说。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对《公羊传》别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及其戏剧性命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春秋经》中寄托着孔子政治理想、寓含褒贬的“大义”,是公羊历史哲学的源头。《公羊传》则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交易性、可比附性特点的“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加以发展,并与政治相结合,使公羊学大显于时。东汉末何休对公羊家法作了总结,将三世说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历史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为它注入了近代的内容,戊戌维新时期,公羊学与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成为维新派的理论纲领,而且是近代文化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     

《论语》之《公冶长》《阳货》《雍也》等出现的性说--兼论与“性三品说”的关系

中国的"性"的思想,是对"人本来是何种存在"这一问题的中国式的质疑和解答。这是春秋末期以来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论题之一。中国的"性"的思想主要讨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价值评价的问题,即战国时期儒家讨论的"性善说"、"性恶说"。到了西汉初期,在这些讨论中出现"性三品说"--即人生来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理论。自东汉至唐代,许多人以《论语》的《公冶长》《阳货》《雍也》为该理论的根据。本文从"性"的思想的诞生开始,关注春秋末期至唐宋时期约1500年间"性三品说"的成立、发展、消失的过程,提出《论语》的《公冶长》《阳货》《雍也》等不是经孔子之手而成的。     

“公羊学”的历史哲学

三统说与三世说是“公羊学”大一统的历史哲学。三统说有循环论的不足,但具有更多有价值的成分。三世说是由三世异辞说发展而来,三世异辞说主要是对孔子作《春秋》三世异辞的说明,还不是社会历史观,然而,却是何休社会渐变的发展历史观的三世说形成的直接基础。而这一三世说的社会渐变的发展历史观,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观的最高水平。与三统说相联系的大一统,具有大一统被不断打破的悲剧色彩;而与三世说相联系的大一统,则为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展示了必然的喜剧色彩。     

《鬼谷子》的“阴阳”思想与“说谋”论证

"阴阳"是纵横家论证理论的重要依据。以往的研究虽有关注"阴阳"的重要性,但未能解答纵横家如何运用"阴阳"思想生成相应论证理论这一问题,也没有深入探索纵横家将"阴阳"作为其理论依据的原因。基于此,在广义论证的研究视域下,以《鬼谷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阴阳"的哲学内涵以及"阴""阳"之间的关系;揭示"阴阳"对其论证理论的影响:"说"(说服)"谋"(谋略)作为纵横家论证理论的核心范畴,"说"有"捭阖""反应"等论证规则,"谋"作为论证主张,有"阴谋""阳谋"之分;解释纵横家以"阴阳"为据的原因,认为这与当时国君崇尚"用间(间谍)"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探索"说谋"论证理论与春秋论证实践之渊源。     

理学背景下的春秋断案——胡安国《春秋传》的伦理观念与情境分析

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同时也是理学谱系中的一个大家。《春秋》是传统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之一,被视为孔子所"笔削",寄托着"微言大义"。胡安国继承汉代《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详绎的"原心定罪"之传统方法,并将由理学引出的"天理人欲之辨"融入到对《春秋》的历史情境分析当中,强调《春秋》为"史外传心",具有事理交融、体用兼备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胡氏以理解经或借史明义的做法,是理学之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特殊展开与构造。伦理观念之历史的情境分析,有别于心性善恶等方面的抽象论理,兼具历史与理想的双重性格,是理学伦理思想的实证性说明和经世之愿的具体落实。因而,胡氏《春秋》学的研究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重要进路之一。     

论《春秋》“为汉制法”的三重功能

两汉时期,《春秋》学大兴。汉儒提出《春秋》"为汉制法"命题,反映了两汉时人对《春秋》在政治生活中之重要性的认识。《春秋》"为汉制法"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或者说其在汉代具有三重功能。《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在董仲舒的解释下,它为汉王朝统治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确立了汉王朝的王道观,具有了根本大法的意味。此后,经由汉儒的推动,《春秋》治人断事之特色被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一部经世致用之作,尤其可以被适用于司法领域充当断案决狱的依据。东汉中兴后,在谶纬内学的影响下,《春秋》又被渐渐神圣化,成为时人心目中孔子专门为汉代制定的"天宪"。     

春秋初期齐鲁交兵考论

春秋时期齐鲁交兵的情况常常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专辟一章《春秋齐鲁交兵表》详加论列。然仔细对照相关史料,发现顾氏对齐桓公之前的齐鲁关系没有溯本求源,仅从春秋争霸之局的角度囫囵论之,所言不够详备,春秋初期齐鲁交兵问题背后尚存未发之覆。本文认为,"鲁与齐不平"之现象在西周鲁徙封后已形成,并对春秋初期的齐鲁关系影响至深。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春王正月”与“贵微重始”——兼论后儒对《春秋》文本的哲学阐释

汉儒董仲舒等人以为《春秋》"春王正月"具有"贵微重始"之大义,唐孔颖达据此提出"五始""五事"说,是对"重始"的具体阐释。另外,孔颖达"五始"之"礼义"说以为《春秋》有礼学思想。宋儒以《易》解释《春秋》,则将孔子以《易》"精微"思想与《春秋》"贵微"说联系起来。后儒解释《春秋》,有将《春秋》与其他经部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解读的倾向。     

《盐铁论》中《春秋》征引特征及学术倾向

《盐铁论》中的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以《春秋》决事的背景下,辩论双方多引用《春秋》经、传,以证其言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全书关于《春秋》三传的引用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其中《公羊传》占绝大多数,《穀梁传》略有,《左氏传》未见。而全书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呈现出有意误读、借用和经、传、记体例不清的特征。辩论双方在对《公羊传》的征引、诠释上,各有出发点和落脚点。贤良、文学一方坚守的是学统意义传承的"公羊学",而御史大夫一方坚持的是政统意义改造的"公羊学"。《盐铁论》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诠释特征,反映了汉昭、宣时期关于《春秋》经、传的接受状况,彰显了儒生群体的经世致用之心及其现实妥协性,同时也揭示了汉元、成以后托古改制、依经立义的学术发展的新倾向。     

叙事与赋义:《春秋》三传“齐桓晋文之事”述论

《左传》以叙事理路确立了齐桓、晋文的"伯/霸"诠释。但《公羊》《穀梁》并不注重齐桓、晋文的叙事及其"伯/霸"属性,二传意在对"齐桓晋文之事"予以赋义。由于何休、杜预、范宁三传注皆将齐桓、晋文之诠释指向"伯/霸",使得"齐桓晋文之事"被固定在"伯/霸"之上,而《公》《穀》所赋之义反而难以彰显。从叙事回到赋义,以"同尊周"为核心、以"三临之言"为视域解读《穀梁》,以"天子—鲁—诸侯"之秩序为中心审视《公羊》,可以发现《公》《穀》赋义下的"齐桓晋文之事"体现了《春秋》义旨。虽然三传诠释理路各有不同,但都在《春秋》义下予以发传,而杜预、何休、范宁之注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三传之义。     

《明夷》的叙事本义与义理阐释

《明夷》是问题较多的一卦。在传统易学的脉络下,前五爻与上六爻之间,存在着明臣与暗君的对举。《明夷》的主旨在于阐明君子处"明夷之世"行"明夷之道"。爻辞"明夷"二字的理解,是传统易学诠释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实,爻辞的"明夷"多是以明夷鸟比喻(或象征)君子。各爻的内容,分别与殷周之际的相关人物和史实对应。初爻指文王囚羑里的经过,二爻指文王脱羑里的过程,三爻指文王克崇杀崇侯虎,四爻指比干之死、微子之去,五爻指箕子之佯狂而为奴,上爻指纣王之昏聩以致陨落。春秋以后,"明夷鸟"的古义逐渐湮没不闻,造成了后世的诠释困境。儒家对《周易》"观其德义",使原本以史实叙事为主的卦爻辞,获得了系统的义理化阐释。《明夷》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经""传"之间的关系。     

经学的转折: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贽）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列》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