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

西汉一朝,由儒生们倡议、主导的改制运动成为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活动。汉武帝的"太初改制"虽然在正朔、祭祀、官制、明堂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并未实现以儒家教化矫正秦政流弊的诉求。由对"太初改制"的不满,加上儒学影响与儒生群体的增大,汉元帝之后的儒生们继续以复古为基调倡导民生与礼制方面的改革,努力实现儒家政治理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贯彻与执行。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中折射出的既是儒家政治哲学从理论体系落实为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也是制度建构的政治实践对儒家政治哲学理论的检验与影响。我们可以从中洞察西汉儒家的时代际遇,以及汉代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缺失与实践局限。     

先秦儒家王道理想的应然指向与现实困境——以《孟子》为探讨中心

王道政治是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传统政治资源,各家人物都借此来阐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应对方案,对于儒家而言更是如此。儒家认为源于天道的王道具有自明的正当性,理应是理想且可行的政治制度。基于这一政治立场,儒家审视春秋战国时期现实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以此为评判标准,并对王道政治作了理想化处理,进而将理想化了的王道政治视为一种必然会实现的政治制度,在侯王间游说。礼乐的崩坏与霸道的盛行,让王道政治在现实社会的落实困难重重。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门在产生分化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让王道理想得以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

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明王道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最终归旨。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环境,他对圣贤之道做出新的诠释,即是明王道的具体途径。儒家之外的百家杂流以及儒家内部偏离修身之法的异端分子都与实现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方孝孺所谓的圣贤之道是他辟异端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对异端分子的驱斥态度。本文对方孝孺站在道统立场的辟异端思想进行考察。     

以儒解道——论《淮南子》高诱注对原书思想的偏离

儒、道互补一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高诱作为汉末著名经师,其处世、立说都怀有浓厚的宗经、崇儒意识。他注解《淮南子》,存在明显的以儒解道的倾向。高诱通常是以儒家的仁义之道、王道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性地诠释《淮南》道家派的言论。这种以儒解道的方法旨在泯合儒、道两家认知上的成见,改变汉末经学固守一端的僵化状态。此为魏晋学者进一步会通儒、道拉开了序幕,对魏晋学术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论儒家王道理想的道德基础及其现代困境

基于政治正当性根源于民的政道观，儒家要求为政者以仁心行仁政。而道德层面的“仁(心)”并不以现实层面的政治分界为限，在必要的时候，亦将寻求超越甚至摧毁现实政治的界限，以改善暴政之下的民众的人道境遇，是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优先的政治观念。然而，此种政治格局并非常态。一旦进入华夷之辨的语境，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就将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现代世界，二者之间的缠绕、撕扯势必更加复杂。有鉴于此，在现代语境之下，传统儒家王道理想可能需要某种更温和的理论表达。     

仁义的普世价值与王道政治的情理支撑

仁指向人的情感世界,义指向人的理智世界,仁与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根基.在儒家看来,仁义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贵的,它既是人类的普遍尊严,也是一切政治制度的价值支撑.相对于仁义而言,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是手段,是工具,而仁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从“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意义上讲,仁义是比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本质的人权.以德服人的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仁义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价值支撑.     

儒法互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存在着儒道互补、儒释互补,而且存在着儒法互补。儒家是要“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则要“正君臣上下之分”,两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手段和途径不同而己,即所谓“同归而殊途”。儒家标榜仁政和德治,着重从血缘伦理方面来区别亲疏贵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

金元时期是少数民族当权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秩序比较复杂而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儒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威胁,而得到政治庇护的全真教不仅大量接纳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以保全其性命,同时还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儒家和全真教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之中。在忽必烈的支持和重用下,儒生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全真教代替儒家拥有文化传播权的现实以及不事生产等都引起了儒生的批评,二者关系开始交恶。本文以儒家和当时新兴道教全真教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的视野揭示作为他者的汉文化的时代特点。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侠客与儒文化的异质对抗性

侠、儒文化的异质对抗性质,在以往的论著中偶尔有所提及,但都是言之未洋,而且具体的观点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譬如罗立群不同意章太炎等人的侠源于儒、侠等同于儒论,他论及侠儒异质时说：“儒生的性格偏于守成,侠的性格富于开拓。”以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第6－7页）让人以为儒是治世的能臣,侠是开国的英雄;儒是卫道者,侠是创道者。覆按于历史事实,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又如刘若愚说：“儒家代表了绅士的道德观,游侠代表了平民的道德观。”（刘若愚：《中国之快》,上海三联出版社,第8页）是其以儒为绅士阶级的代…     

儒、墨的互绌与互补——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互绌互补的关系。这种互绌互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先秦墨家主要批评了儒家"以天鬼为不明""厚葬久丧""弦歌鼓舞"和"以命为有"等"四政焉";而先秦儒家则主要有公孟子对墨家"好辩自炫"的批评,孟子、荀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孔鲋对墨家"非孔"的反诘、以及儒者董无心对墨者緾子"右鬼"说的批评等。先秦儒、墨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也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思想特点和理论缺失。今天研究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到其学术思想的优缺点,然后加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和更积极的贡献。     

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

本文认为，儒、佛思想主旨决定了心性论必然成为两者成就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 儒、佛心性论内涵的差异又为双方互动互补提供了可能，而儒、佛心性论内涵的局限又决定了两者 互动互补成为了各自思想发展的需要。文章强调儒、佛在互相碰撞、冲突、贯通、融会的过程中，在 心性思想上寻觅到了主要契合点，并着重论述儒、佛在心性论上互动互补的四个基本内容：推动 儒、佛的学术思想重心分别向性命之学或佛性论转轨；促进佛家突出自心的地位、作用和儒家确立 心性本体论；广泛地调整、补充、丰富两者心性论思想的内涵，增添了新鲜内容；彼此互相吸取容摄 对方的心性修养方式方法。最后，儒、佛心性论在历史上一度共同成为人文思想的基石，并在伦理 道德和人格培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