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言与养气——儒家哲学话语之两轮

知言与养气作为儒家哲学的一对重要话语,肇端于先秦儒学,兴盛于宋明理学,转化于现代哲学。孔子视知言知人与内省反求为君子人格的必要内涵,孟子首次将知言养气作为一对儒学核心话语而提出,据此彰显了儒学仁智双彰之精神。宋明道学接续孟子,以知道、集义诠解知言、养气,突出了知言的工夫、境界义,强化了知言与养气的关系。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理性与直觉重新解读知言养气,因知言以论哲学新方法,据养气而发境界论新思,展现了儒家哲学理性与存养、认识与实践、工夫与境界两轮偕行的特色。故深化对知言养气的认识,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话语建设。     

从马王堆帛书《易传》看孔子的言语思想CSSCI

通过对《周易》经文"乐其辞"的解读方式,马王堆帛书《易传》就言语问题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君子的言与行是招致吉凶的关键,亦是君子与其臣属、民众乃至天地相沟通的重要途径,作为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其二,从性质上来看,言有小人之言、君子之言与圣人之言的区别,圣人之言即为《周易》卦爻辞所承载的"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其三,君子出言的原则和方法有多种,如"言当其时"、"易其心而后呼(语)"、使用"同心之言"等,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君子的德行。借助于对言语问题的阐发,帛书《易传》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言语思想背后广阔的道德境域,此正与六篇文本"观其德义"的思想主旨相契合,也是先秦儒家言语问题的根本归结点。     

从马王堆帛书《易传》看孔子的言语思想

通过对《周易》经文"乐其辞"的解读方式,马王堆帛书《易传》就言语问题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君子的言与行是招致吉凶的关键,亦是君子与其臣属、民众乃至天地相沟通的重要途径,作为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其二,从性质上来看,言有小人之言、君子之言与圣人之言的区别,圣人之言即为《周易》卦爻辞所承载的"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其三,君子出言的原则和方法有多种,如"言当其时"、"易其心而后呼(语)"、使用"同心之言"等,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君子的德行。借助于对言语问题的阐发,帛书《易传》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言语思想背后广阔的道德境域,此正与六篇文本"观其德义"的思想主旨相契合,也是先秦儒家言语问题的根本归结点。     

论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认知思想

中国文化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其中包括社会认知的思想。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认知思想包括知人观、知人术和有关认知者的理念等内容,是一个从有关知人的重要性、困难性、可能性到各种知人的方法、技巧以及认知者理念的内涵丰富的整体系统。知人术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方式,它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及中国语言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既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也有别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理念和范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国人的社会认知思想。其中,有关具身认知的思想,与现代具身认知的理念相一致,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具身特点,显示出中国古人有关社会认知思想的先见性与高明性。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认知思想既是中国本土化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有关社会认知内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     

《庄子》知言观中的道

为了解决道的知与不知和言与不言的矛盾,庄子提出"不知之知"的"真知"观和"不言之言"的"大言"论.他以道知和道言关系为中心,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回答了道的有无、隐显、道物关系等本体论问题,阐释了认识的起源、本质、界限、作用、真妄及语言表达等认识论问题,指出了知、言、道关系的人生实践意义,并最终把知与言解释为道的存在.     

约翰神学的语言观与时间观

任何宗教语言的特征是它的指使性.本文依据约翰神学的文献,即<约翰福音>、<约翰壹书>、<约翰贰书>、<约翰叁书>、<启示录>指出:约翰神学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宗教语言的指使性特征:"我是"的宣告、耶稣的对话性言说、吁请的祈祷;而它在时间观上的长时段的末世论的涵义意味着:作者约翰强调时间中的永恒与现在的关系,换言之,他认为永恒中内含现在、而现在中却内含着永恒.这种语言观、时间观,和约翰神学的以人与上帝的公义关系为基础的神义论的正义论相关,和它把基督信仰看成是上帝之言成为肉身的历史事件与耶稣的肉身成为上帝之言的神学事件的信仰相关.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译者日僧灵仙及其变文特征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以下简称《观经》)是一部重要的汉译大乘佛教经典,经中叙述了佛陀为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开示出家佛子如何观心地、灭妄想,进而成就佛道之言教。这部佛经一般被认为是"大唐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但从现有的一些文献记载中可知,该经的译者并非一人,而是由多名译者合作译出,其中还包括一位日本僧人灵仙法师。     

为学与为道之间——王安石《老子注》的价值转向

王安石博闻广览,尤爱《老子》,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曾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司马光也说"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①,其所注《老子》,对王雱、陆佃、吕惠卿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一代宗匠也"②。可惜王注《老子》仅前十一章原注尚存,其后注文已散佚,     

孟子气论难点辨疑

学术界公认,"知言养气章"是<孟子>中最难理解的一章,古往今来争论不断.近年来,台湾学者黄俊杰、李明晖、林启屏等先生对此都有专文论述.这些讨论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似乎也有一些不足.本文将"知言养气章"的难点归纳为十个问题,逐一分疏,并谈了作者个人的理解.     

知行观视野下的中医源流辨析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重要研究范畴,从知识来源、求知方法与途径、真理标准等知识共性问题对中医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轻重等中医源流进行探讨,从而寻求中医发展之道。在目前环境下,"知行并举,以行为重"的中医发展策略具有现实性意义。     

知行观视野下的中医源流辨析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重要研究范畴,从知识来源、求知方法与途径、真理标准等知识共性问题对中医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轻重等中医源流进行探讨,从而寻求中医发展之道.在目前环境下,"知行并举,以行为重"的中医发展策略具有现实性意义.     

《尚书》的人生智慧

正知人则哲"知人则哲"句语出《尚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智谋所在。知人则哲,是一种识人的智慧。不管是大敌当前,还是和平年代,知人则哲,于人生和大业,必然是有益而无害。知人则哲,就是能鉴察人的品行和才能,体察人心,认清事物本质,又能掌握人与事物的变化之道。如此能识时务, 任人唯贤,尊重人才者,才是具有大智慧的人,理当为俊杰。     

先秦儒家知人思想的源起

中国传统儒家知人思想有着身心一体的理论奠基,因而它不把人的内在之"心"与外在之"身"完全分别对待,而更注重透过人的外在身体表现去把握其内在质性。知人思想源起于政治,发展于政治,最终脱离政治而获得独立地位,这是中国知人文化的早期发展形态。到了孔子之时的轴心时代,原先依赖巫、王以相接于天的传统也受到了冲击,人们可以不再向外追寻,而是面向自身,发现自我。这种自我发现使得人对自身的认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发源于政治的知人也就从政治中获得突破,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     

孟子评“淫辞邪说”新解——以“辟杨墨”为中心

孟子非常关注"言"的问题,认为"知言"与"养气"是成德的重要工夫。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同时代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以往的研究较为关注这些论辩对手的学术派别,但更为恰当的方法是从这些言论错误的类型和原因入手。根据孟子"辟杨墨"所揭示的典型错误特征,可以进一步分析陈仲、许行、白圭、宋■等其他论辩对手的言论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孟子论"淫辞邪说"的全面理解,即"淫辞邪说"的危害是动摇了道德根基与破坏了社会风气,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孟子的伦理观念。     

全真道"功行"与达磨"二八"之比较

功行双修乃全真道重要教义之-.其中,真功明显受禅宗之影响,真行则融入了儒家与大乘佛教之精神,二者之并重又似达磨<二入四行观>之理入与行入.文中将对全真道"真功"、"真行"与达磨"理入"、"行入"思想,分别陈述其要义,再综合分析二者之异同.     

湖湘哲学知行观与毛泽东的实践观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其形成过程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但若论其民族文化渊源,则不能否认湖湘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于他的实践观上:湖湘哲学知行观关于"力行践履"、"以知导行"、"知行统一"等思想为毛泽东实践观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元素;毛泽东实践观关于实践的决定性、认识的能动性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思想烙下了湖湘哲学知行观的深刻印迹。     

自知与知人

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此话后经人们反复引用、引申,遂成名言。但尽管如此,真正能够自知且知人者,却寥寥无几。比如,项羽是很受司马迁推崇的历史人物,为其作"本纪",与帝王同列。然而,这样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却既无自知之明,亦乏知人之智。汉高祖五年(公元202年),天下大定时,刘邦说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诗歌鉴赏之客观性探究——论“知人论世”的作用

"知人论世"在运用的时候,分为"知人"和"论世"。但是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作品与人品不符合、过度解读,刻板使用等情况,这是值得注意的。只有科学地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诗歌的批评作用。     

法藏法师《大乘起信论义记》之止观思想探析

法藏法师在《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约"真如门"言"止",约"生灭门"言"观"。以"一心二门"来统摄"止观俱行",并援引智者大师之"止观"思想对《起信论》所提及的"止观门"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阐释。他指出,修止须具足五缘,正修有"坐中修"(静)和"余威仪"(动)两种情形,鉴别正邪之"止"有"依定研磨""依本修治""智慧观察"三种方法,只有"理定"即"真如三昧"才是正定。修观有法相观、大悲观、大愿观、精进观四个阶段。分别说修止修观只是一种方便之说,真正的修止观,即止观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