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孝本论”与“仁本论”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与义:略论孟子生命价值思想

在孟子的思想中,生命的价值基础在于人的"不忍人之心",但这并不是生命的最高价值。生命的价值提升集中体现在"舍生取义"的过程,可见"义"是生命的高级价值。孟子生命价值的思想启发我们:生命中的各种价值有高低之分,需认真权衡;舍生取义固然高尚,"不立危墙之下"同样重要;对待生命的紧要问题上,自我与他人要适当区别对待。     

道德旁观与道德消费——关于孟子“推扩”心理的再反思

与现代社会的道德旁观现象类似,《孟子》中的"见牛未见羊"现象揭示出:虽然人皆有不忍之心,但却不是人人皆能将其有所推扩。要解读这一现象,必须撇开孟子性善立场的先入为主,回到齐宣王本人的语境中审视其心理状态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孟子强调的不忍之心对齐宣王而言主要意味着一种心理平复所带来的道德欲求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对应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乃是一种原始意味的被动道德欲求,而孟子希冀齐宣王具备的却是一种"不谓命"式的君子道德意志。两者在外向推扩方面的动力差别造就了"见牛未见羊"现象的出现。引申而言,促使齐宣王做出行为反应的被动道德欲求更普遍地以一种旨在使行为主体获得道德满足感的消费形式存在。这致使人们往往将道德等同为一种道德消费,并因满足感获得途径的便宜而过高估计了自己践履道德的真实能力。故而每当身临困境时便习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色介入其中,拒绝或不能担负相应的道德责任,于此就出现了常见的道德旁观现象。因而"推扩"的心理基础或更应被理解为一种不得满足的负疚感,以及由此激发的使他人从中获得解脱的决心,而不能简单架构于恻隐之心的"人皆有之"上。     

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

孟子的道德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意志的显现。"四端"之"端",既为端绪又为始点,人通过对当前问题自觉之反省,觉振道德主体内在固有的自觉意志,进而肯定人的自觉意志本然具有成就德性的能力。其次,将内在道德意志畅遂发皇地推发出来。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的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亦即自觉之努力,方能充分展露自觉心所含有的德性。最后,"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德性自觉意志统括生命情意。总之,在孟子德性思想的脉络中,主体的成德进程是由价值意志内在之自觉,进而扩充以达至本体德性而最终完成的。     

论人性本善及其自我捍卫机制

孟子"四端说"中"羞恶之心"之"恶",旧注多读为wù,如此则所羞、所恶之内容乃甚含糊而不知其所指,与孟子意旨不相契合。此处应读为"羞恶(è)之心",此"恶"(è)乃所羞之对象。孟子以"人皆有所不为"来规定此"羞恶之心"的内涵,凡与道德之善相违背者,皆属此"有所不为"之列。此"羞恶之心"对于引导反思本心、捍卫人心之善性、践行道德以达德性之实现,具有重要的工夫论意义。如果说"四端"之"不忍恻隐之心"表现了人心对善的肯定性一面,那么"羞恶之心"或羞耻心则表现了人心对非性之恶的排拒与否定性一面。统合此两者,才能全面把握儒家"性本善"理论的完整内涵。     

钱逊先生随笔一则:关于孟子的“制民之产”

关于孟子仁政思想的研究中,常见一些论文、专著中把“制民之产”列为孟子仁政思想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这是不准确的。 制民之产,杨伯峻《孟子译注》译作“规定人们的产业”。这是指治国为政的一个方面;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准确一点讲是关于民生的政策。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关心的问题,     

论孟子的主体哲学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是“哲学王”,建立理想国。大约与相拉图同时的孟子（公元前％5一前804）则向往“道德王”,实现仁政。西方人追求智慧与幸福的统一,中国人追求道德与幸福的一致。西方人关注认知主体,中国人则重视道德主体。从东西方同时代的哲人对不同“王”的设计中,也能窥见出中西两大思想主流的分野。孟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思想家。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统绪,下启宋明理学之端倪,直接从人之内在心性出发,发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体的价值源泉和实现方式。如果说孔子所确立的更多地表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丹青之信——早期《太平经》写本特色及其政治思想意蕴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是以赤色、青色为主色的缣素写本。"丹青之信"象征的是在君臣民社会体系中,施行仁政和教化的思想。君王施行仁政是道德仁三统之一,仁政主要是注重民生、减少刑罚,以民为本。教化主要是使臣民"孝、忠、顺",以孝为第一。《太平经》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述丹青之信,阐明君臣民在施行仁政和教化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弘扬孟子仁政思想精华促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

孟子继承发挥孔子仁学德治思想,提出以民为本的仁政学说,经剔除其封建糟粕,具超时代超阶级的积极意义.孟子仁政说中保民而王、亲亲仁民、与民同乐及制民之产以安民富民的思想,其积极意义、历史贡献须充分肯定,它对我们今天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有现实意义,须大力弘扬.     

从“仁政”走向“义政”——孟子政治理念的内在转换与现代发展

孟子的"仁政"理念存在着固有缺陷:作为其心性基础的"恻隐之心"具有局限性;"仁政"忽视了伦理与政治的必要区分;其实现途径"得君行道"太具偶然性。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儒家政治哲学,需要走出对"仁政"的迷恋,从而根据孟子"仁""义"并重的思想架构开出并走向"义政"。"义政"的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其聚焦点不在"善"而在"恶",即使人"不作恶"和"禁人为非"以及对作恶者的惩罚;从积极方面看,其实质在于规范人们对基本益品的取与。从"义"的视域思考儒家政治哲学,更易与权利、法治等观念接榫,也更具现实性。     

价值理性的自觉与优良秩序的基点——孟子人性学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将理想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寄托于天,而孟子通过赋予天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意涵,将这一问题转向对人性的探讨,从而使客观的天道具备了人道的主观价值。孟子明确了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尺度,使人从动物式的生存转向道德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对承载价值理性的人做了进一步规定。孟子将价值理性把握为一种无限的思维指向而非一种认识结果,使个别之"民"向普遍之"人"的转向成为可能。孟子的人性学说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自觉,在优良政治秩序构建的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深远。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以《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自牧(十三)

（三十一）不忍见其死 每逢读到“失羊比喻”（参路15：1-7）,总习惯于想到耶稣所喻指的罪人,却忽略比喻本身——牧人对失落之羊的悲悯。这一点,中国人当是较易理解的。孟子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加害于人的心）”,且“恩足以及禽兽（及于禽兽）”（《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并不吃素,但出于对生命的悯恻,     

顾宪成之性命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主要讨论顾宪成对于性、命二者关系的看法。"天命"思想在顾宪成的思想中很重要,认为这是学问的"大头脑",是源头所系。他论性命主要依托于对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二条的解释。然他论性命与孟子之意甚相反,主张性命交关,孟子则主张区别性命。顾宪成之性命的含义与孟子不同,与程朱也不同,特别是命的含义差别最大。孟子犹以命为命数之命,为在外者;而程朱则逐渐转向以气质论命,把在外之命归于在人身之气质;顾宪成所谓命则为先于性者,为"天命"之命。性、命二范畴在他的思想中有着特殊的界定和重要性。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善很柔软,但有力量

两千年前,孟子把道德不够好的人统统称作禽兽。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的区别,究竟有哪些?孟子认为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失去这些品质,人就不是人了。恻隐之心,被孟子排在"四心"之首,足见它之于人,是何等的重要。《三字经》开端的两句话,即为"人之初,性本善",其意是想说明,作为高级动物,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善     

人物之际: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一个面向

本文从人物之际的角度探讨黄宗羲的"一本万殊"思想。黄宗羲从刘宗周那里接受了一个基本命题:"盈天地间皆气也。"黄宗羲的气本论在肯定人与物一气相通的同时,认为气化流行造成"万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从人物之别到人禽之辨,黄宗羲强调,人性区别于物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纯粹至善的不忍人之心。通过"心即气之灵处"的命题,一本万殊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从气到心意味着天地万物的一气相通从本然状态转变为道德明觉状态。另一方面,"心即气之灵处"意味着心与气的相互确证。心与气相互确证,这一点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认识论意义:气担保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同源性,而这一同源性进而担保了"人心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互吻合的可能性。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儒家视野内的怨及其化解

儒家以怨的发生、危害和化解为理论框架,构建了个体和社会怨情的理论体系。道德人格的缺失是个体怨情产生的根本原因,耽溺于利、为善以求福报和不忘旧恶是个体怨情产生的直接原因。个体怨情压抑于心,危害着心理健康,扭曲着道德人格。儒家通过涵养道德人格化解个体怨情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求仁而得仁则无怨; 忠恕则无怨; 安于礼乐则无怨; 诗可以怨; 以直报怨。社会怨情的产生主要源于苛政、不公和重刑轻教。社会怨情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儒家化解社会怨情的路径可以概括为:闻怨而敬德迁善则民无怨; 政均则民无怨; 仁政则民无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