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与中医理论的互动共建

古代中国由来己久的天人之学在汉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行,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学术思想的方法论.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建了社会伦理的秩序,<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搭建了人体生理的联系.他们在以阴阳五行作为方法论以构建各自思想的同时互相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从授学方式上来看,汉代的儒学教育概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官方教育系统包括京师太学和各地设立的州郡学校。整体上看,朝廷对太学教育较为重视,开明官吏对地方学校的建设亦多有可观,官学所在之处也成为传授经学知识和社会礼仪的重要场所。私学是对官方教育的有益补充,汉代的经师名儒甚至位高权重的大官吏,都可能成为私授经学的主体,其生徒则是公府察举和辟除的对象。官学和私学的共同发展,促使汉代儒生的队伍愈发庞大,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士大夫官吏间交结频繁,从而成为社会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

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 ,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的意识 形态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是在反思与辩护两个层面进行运作的 ,以及它阐明现状的意义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等。对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分 析与批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儒学的认识。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论“和”为儒学之精义

在儒家学说中,“和”同时兼具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儒家试图通过和平、调和的方式,最终达致一种和谐,而这种和谐又恰恰是儒家全部理论的终极追求。之所以强调“和”为儒学之精义,还在于儒家在严格意义上,进行了“和”、“同”之辨,从而也使儒家之“和”范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命笔遂成是篇,以期与同志切磋,以求于大家指教。 先秦的齐学与鲁学 中国古代学术,于先秦言是为子学,于两汉言则在于儒家之经学,这种学术一般特征也反映在当时的地域文化之中,齐、鲁之学亦复如是。 齐、鲁地虽毗邻,俱为周初泱泱封国,但是由于一些地理的和人文的差异,造就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便形成了齐学。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儒教问题的讨论与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关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人们已有普遍的共识,但对于儒学是否宗教与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则至今仍有争议。反思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我们在肯定儒学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同时具有的宗教性,这对于儒学在今天更好地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刍议

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是指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审视、双向批判、双向参与。这一问题对儒学言 ,是能否在当代社会生存与发展和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对当代社会言 ,是如何汲取儒家的智慧走向人文化成的问题。双向互动不是封闭的静态系统 ,而是动态的开放系统 ,重不在互动的效果 ,而是互动的过程。儒学借助与当代社会的互动而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当代社会因儒学的参与而更加健全、完善。     

早期儒学语境中的“时”范畴析解

“时”是早期儒家构建其“内圣外王”人格价值理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早期儒家的话语系统中 ,“时”以“时遇”、“时命”等外在于价值主体的客观条件和异己的力量 ,以中介的形式与价值主体一起对儒家人格价值理想的实践发生不容忽视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并不断地内化为一种主体价值选择的方法论原则———“时中”和一种集大成式的人格理想境界———“时圣”。早期儒家对于“时”由非主体范畴向主体性范畴转化的认识 ,充分体现了儒家注重实践理性的思维特征     

良知“附套”与“纳方于圆”——唐君毅对儒学与科学关系之型塑

为化解儒学与科学之冲突,唐君毅重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从两维度予以阐释:以主体"性能"扩充"良知"本体,将科学理性纳入"新内圣",为科学提供"本体论承诺";以"道德真理"范导"科学真理",进而以"道德文明"主宰"科学文明",将科学知识、科学实践纳入"新外王"。在晚年,他进一步创建"本体境界论"以整合两维度之论域,完成对科学之终极统摄。此种儒家的科学解释学范式亦为思考科学时代之儒学价值提供了重要借鉴。     

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孔孟儒学,是中国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需要辨明道理,剔除糟粕,让孔孟儒学推崇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传统,广大于中国,构建安民和谐的社会。玄学产生于君主无为,大臣（世袭职位的门阀士族）专权。任继愈指出,“玄学”与“先秦两汉的孔子大不相同”。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这是继承德政传统,不是独辟蹊径的新说。宋代理学宣扬“天理”被确认为官学后,抑制人服从君主,因此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继承儒学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儒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评介

儒学源于中国,而泽被世界.中国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之地是朝鲜半岛.传入朝鲜半岛后,儒学与其本土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渐趋融合,进而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今天,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已彻底融入韩国社会,并焕发出勃勃生机.王曰美教授的《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一书,基于详实丰厚的国内外资料,立足学术前沿,着眼宏阔的国际...     

汉代“人性不平等论”的成立

不同于东周时代主流的人性平等论,汉代哲学家热衷于主张人性不平等论,一般称之为"性三品"。汉代哲学家建立和论证人性不平等论,运用了东周时代不同的人性论思想资源,其采取的方法是调和、改造和挪用,以此得出了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性论模式。将人性论与阴阳之气和元气结合在一起,以作为人性不平等的超验性基础,这是汉代哲学家的发明。由于汉帝国倾向于统一、秩序和权威,"圣王"的教化被认为是关键,反过来这又被用作"中民之性"的佐证。     

从“文化断裂”看传统儒学的复兴

儒学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深刻而又偏激的批判和文革中全面彻底的扫荡之后,似乎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和深层渗透下,"现代化"语境进一步加深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并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断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学如何摆脱内外困境,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核心观念是超越时空、恒常不变之道,是经过儒者长期的精心筛选、提炼、组合而构建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先秦孔孟荀对五常都有论述,仁的根本与核心地位逐渐确立。经过汉初贾谊、陆贾、韩婴起步,到董仲舒"五常"提法固定下来,并初步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仁与义、礼、智纵向展开的内在思想结构,后来《白虎通》总结,扬雄、王充等人补充、修正,初步构建起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价值观。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把五常说成是天理,强调其本源性、普适性,增强其权威性,论证了以仁为本、为体,义、礼、智、信为末、为用的五常之道,完成了"五常"价值观的构建。     

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与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新向度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崭新历程,成为我国思想文化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2023年9月13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曲阜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十周年座谈会”,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展示并提升在弘扬中华文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学术创作力和思想引领力。本组笔谈即是此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

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荀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荀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