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

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含有"中正"、"时中"、"用中"等内涵。孔子不仅以中庸思想作为"为人"与"为政"的原则,同时也以中庸来提升精神境界。"孔颜之乐"从实现原理来看是一种"自得之乐",其发生于德性的不断实现过程中。因为中庸是德性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所以发挥中庸精神是获得"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庸思想为世人培养人生"乐趣"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天人感通，一以贯之——现象学视域下的“孔颜之乐”

在《论语》中,“孔颜之乐”有“颜子之乐”、“孔子之乐”、“曾点之乐”三种表述。其中,“曾点之乐”因为文字关联之细致、意蕴之丰富,成为我们理解“孔颜所乐何事”的最佳凭借。参考海德格尔旨在通达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在将儒家文本相互勾连印证之下,我们可以将“孔颜之乐”显示为基于“天人感通”机制的“一以贯之”之乐。     

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线索

“孔颜之乐”问题自从周敦颐明确提出后,几乎一直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中,并且由此发展出了多种有关“乐”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深入研究宋明理学“孔颜之乐”论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研究,我们总结出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主要有以下一些发展线索:由注重外在规律、规范到注重个体内心自适;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从精英意识到平民心态;由理想追求到现实现成;从“无我”到“有我”等线索。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和从“无我”到“有我…     

周敦颐与邵雍思想异同辨

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邵雍的《先天图》都是依据《周易》立说,在后人的传说中,二人的易学均出于陈抟的"图书学";朱熹以后的理学家,也多以"周邵"并称,并力图将《太极图》和《先天图》合为一体。究其实,周敦颐和邵雍作为理学初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都从宇宙论出发,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周敦颐以"太极"为"诚",邵雍则以"太极"为"数之源",二者之间还是显示出重大差别。在境界论上,周敦颐的"孔颜之乐"与邵雍的"观物之乐",也判然有别。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论王阳明之乐

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欣合和畅。乐的境界就是无论在何种艰难境遇中都能保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儒者胸怀;亦保持着"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和畅的气象。孔颜真乐不仅是王阳明追寻的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亦在他追求的人生过程之中。王阳明将真乐置放在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之中,在不同的层次,展现出不同的类型人生之乐。真乐是对人生之乐的提升和超越。真乐亦存在于人生的种种忧虑当中,王阳明以乐化忧,忧中更能体悟和彰显乐。     

对“仁者之乐”中生生之美的思想解读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仁者之乐",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显现。中国美学在先秦儒家肯定生命真谛之乐的思想滋养中,也将人生作为美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赋予人与自然更多的生命意义,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平衡一体的和谐,在审美意境中不断探求一种完美自由的、道德与审美并存的乐的体验。     

超越“手段王国”的幸福伦理

幸福是人类以道德的方式追求的终极目的,但不同时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却有较大差异。在"现代性"道德对传统伦理"价值的颠覆"社会转型后,人按照自然权利追求幸福的物质生活,保障幸福的前提条件。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刺激和推动下,人们的物质欲求由手段遮蔽目的,使人的幸福追求系于"手段王国"中,沦为不断递进的欲望或幻觉。现代人需要激发自身的道德超越性,在现代文明进步成果的道路上,沿着作为"目的"的幸福伦理指向,通过关注和敬畏生命,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走向幸福的好生活。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生活何以更加幸福:儒家传统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儒家传统哲学的重要主题.在当代视阈中,儒家幸福观不仅展现了对"孔颜之乐"的价值选择、对君子圣人的人格向往、对"与天地参"的境界追求,而且也蕴含着融合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实现与幸福享受、幸福生活与幸福境界等方面的致思.这种统一与融合的幸福致思为提升和改善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想资源.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中“好人”的景象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性作为充分必要条件。伦理学中"好人"的景象,为在政治学中"好人"作为理想政体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出场做了铺垫。     

“离开父母”与“父母离开”

<正>圣经上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对21世纪的人来说,"离开父母"已经被人广为接受,只是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离开父母"是新婚者独立的表现方式,表明不再增添对父母的依赖,包括物质的依赖与非物质的依赖。物质的依赖指的是生活的基本需求,即衣、食、住、行;非物质的依赖指情感的依赖。因此,"离开父母"首先是指在经济上的独立,有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收入,并能担负生活所需;其次是情感     

孔子“君子固穷”观要解

在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与不安,孔子"君子固穷"观值得当下借镜。孔子坚守"君子固穷"观念,信守"君子忧道不忧贫"信条,不屑"不义而富且贵",批评"贫而谄,富而骄"现象。孔子高扬轻物欲主义,肯定简约生活方式,提倡适度禁欲,其理想生活目标就是过上"感性"与"理性"均衡的礼乐生活,成为后儒向往的所谓"孔颜乐处"的生活乐土。     

孔子的修“仁”方略

正高尚品性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既需要心无旁骛的恒心"德炼",也需要一定的方法和策略。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是"仁"。从构造来看,"仁"字是"二人",两个人,自然就存在一个"相互"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仁"最初是用来协调人际道德关系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崇仁向善,那我们将会用高尚的道德建成我们的心灵高地,建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仁"的道德内容极为广泛,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集各类道德规范于一体,形成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德”“性”之辨——《庄子》内篇不言“性”释义

《庄子》内七篇本不言"性",但学者普遍认为内篇之"德"即"性"。然而,庄子在诸子竞相言"性"的思想氛围中不言之,更应被解读为学理上的自觉选择。"德"与"性"在庄子那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并呈现为三个维度的"德""性"之辨:第一,在内涵上,"性"指向的是"善恶"之道德思考与伦理界定,"德"则试图超越"善恶之性"所导致的虚伪之弊与是非之争,而以"真伪"分辨存在方式的本真与非本真;第二,在性质上,"性"意味着人之"同然"与"实理",指向着对群体道德的肯认,"德"则意味着独与、虚灵、自适的存在原则,呈现为对个体之殊异存在方式的追求;第三,在政治视域之中,同然之"性"构成了圣王展开"仁政"或"礼治"的现实基础与价值归宿,多元之"德"则是统治者应该尊重并涵蕴的生命本质,而非被教化或同化的对象。     

生存态度与生命情感:孔子“敬”思想的人学意蕴

"敬"是儒家核心范畴之一。孔子之前,"敬"是先民对天或帝等神秘力量的原始畏惧心理表达,至孔子,"敬"实现了一次重要的人学飞跃,由原始的恐惧心理转变为人之道德理性精神,成为德目、德性和德行的统一。作为"德之干","敬"首先是基于对个体人格尊重的主体间关爱之情的理性表达;其次是个体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实践准则——孔子主张"修己以敬"、"执事敬",在笃实行"敬"中获得德性的充实和事业的圆满;复次是生命追求的终极关切和文化信仰。经由孔子的人学化变革,"敬"成为儒家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哲学表达,积淀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性和价值信仰,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和存在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     

道德是幸福的文化元素

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它却包含着人类共同的感受元素,归纳起来这些元素无外乎三种类型:物质、精神和道德.当我们说道德是幸福的元素时,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的.一方面,道德作为特定行为方式的价值,是人们可以从物质或精神元素中获得幸福感的文化认知基础;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是获得幸福的保障,它的意思是道德保障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保障幸福实现.     

“生生”、“感通”、“偕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的基本含义之一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自然与人;基本含义之二是视天人为有德性(道德)的、有能动性的动态的、协调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这种天人观在《易传》中表现为"生生"——"感通"——"偕行"的天人共生态。《易传》既将天人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又充分发掘天人的德性,并使二者相资相长,"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人各有其位,各尽其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一体偕行,共生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