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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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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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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分歧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由于对“理”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分歧——朱“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谈“穷理”（“道问学”），陆说“明心”（“尊德性”）；在为学目的上也有分歧——朱以穷理修身为读书之目的，陆把读书为学归结到实理实事上。二是由于对“气”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宗旨以及修养方法上存在分歧：陆讲“尽我之心”“易简工夫”，朱讲“存天理灭人欲”“格物居敬”。三是朱陆对“心”的理解不同，朱熹有“道心”（义理之心）、“人心”（物欲之心）之分，象山认为“本心”既是道心也是人心，二者合一。四是朱陆关于本体的争论，即世界的本原是无极还是太极、阴阳是形器还是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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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曲折复杂,"龙场悟道"是阳明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历练不自觉地走上了象山的"向内求理"路径,其后他对长久以来蒙受"禅学"之冤的象山学加以肯定,认为象山继承了儒学正统,并以替象山辩诬、褒扬象山学为己任,澄清了把"向内求理"等同于"尊德性"的错误认识。他对他的"知行合一说"与象山的"知先行后说"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疏解,认为二者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不妨碍最终在心体的实质工夫上达成一致,但象山在"致知"、"格物"的理解上仍然沿袭了历来儒者的旧说,这是他把工夫讲得不够切近、显得有些粗的地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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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2016,(1)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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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动态》2020,(7)
杨儒宾提出朱子慎言德性之知的问题,本文以理学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认为朱子这一态度是其扬弃张载和二程相关论"知"思想的结果。张载首创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分,这是其以本末二分模式论本体、心性之必然结果。程颐虽也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却强调"正心诚意"工夫必须在"格物致知"上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朱子慎言德性之知,与其以"理一分殊"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关。朱子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在本源上相通、在分殊上相异,因此"格致"工夫就不可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而应在"分殊"上见"理一"。与此相对,阳明强调"此知之外更无知",良知必以见闻为发用。阳明此论,旨在批评朱子的"析心与理为二",也没有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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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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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德性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而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一词始见于<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程颐提出"德性之知",将德性看做是人的内在自我认识.王夫之则将德性较为明确地界定为:"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于心,而静不忘,动不迷,不倚见闻言论而德皆实矣."又说:"好善恶恶,德性也."德性即好善恶恶之性.可见,中外思想家对德性有相近的看法.概而言之,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德性伦理就是以个体或共同体品质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以和谐为最高范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从人的生活实践的内在性、整体性、超越性出发,真正实现了人对自我的伦理关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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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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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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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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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17,(3)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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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2015,(4)
张载《正蒙》"象"概念介于实然的"器"与抽象的"道"之间,在文本中呈现出四个不同层次的含义。包括气化中的有形之象、无形之象、太虚之象和神之"象",后三者在《正蒙》的哲学体系中都可以视作广义的"形而上",而其区别在于:气化中的有形之象,可以用耳目感官见闻;"健顺动止、寂然、湛然"等无形之象须在一个整体情境中,以灵明体认觉察;太虚之象必须借助理性推溯或者哲性思维才能显现;而神之"象"则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在"存"的工夫中予以呈现。张载使用"幽明之际"的比喻,界定出"象"在认识和德性工夫中的意义,以"存象"为起点,"通乎昼夜之道",勾勒出一个从"见象""大心"到"存神知化"的德性实践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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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四端"之心的思考,是为德性与人性的成就寻求一个最终的理据性支持。孟子言性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将原本表示与生俱来之禀赋的"性",转化为抽象的对于人之应是的回答,此回答呈现在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中而不表现为某种预先确定的"本质"。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并规定了人性发展方向的,就是被视为良知良能的"四端"之心。从后果角度可被评价为善的心之"四端",只是德性养成的潜能或"才",而如果希望真正实现有德性的人格,则还需要"扩而充之"的修养工夫。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反,孟子所谓"四端"之心是德性的非规范性依据,其构造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传统。而围绕心所可能建立起来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内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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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与精神修炼有关的话题高度关注,他主张人心建构起"价值的秩序"的最终支持来自于"道",从工夫上来说,则是由于心灵因有"征知"而能"知道"。普通人应首先了解"道"的真相,然后再通过有效的修身技术来引导自己按照这种正确的方式生活,使自己成为所谓的"君子"。改变自己的努力,则在于如何去"伏术为学",通过"积善而不息"的过程,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专注于精神修炼方面,荀子的"心术"依旧从孔孟之间儒者已经开辟出的分别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相关的思与气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实践上呈现为"解蔽"的问题与"治气养心"之术。将"知道"与"虑"作为精神修炼的基础,明确将"思"视为精神修炼活动和其他修身活动乃至整个"为己之学"的起点,或可被视为荀子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最大理论贡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