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理由律是形式逻辑的重要规律——与林铭钧等同志并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最近,认真阅读了林铭钧等同志的文章《充足理由律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以下简称“林文”)和李先焜同志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下简称“李文”。上述两文均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3期),本文是我们对这两篇文章的一些不同意见。     

难在对矛盾概念的错误认定——与吴坚、刘明明、曾荷荪同志商榷兼答邢运中同志

《逻辑与语言学习》增设“问题求解”专栏,很好,很受欢迎,广大读者很感兴趣。它无疑是促进逻辑与语言学习,浓郁学术空气,提高学术水平的好专栏。90年第一期刊登邢运中同志的《二难》文章之后,第四、五期又连续发表了吴坚、刘明明、曾荷荪同志的文章,以解答邢文提出的疑难。在此,笔者冒昧地发表如下浅见,与以上三位同志商榷兼答邢运中同志,望读者指教。吴坚同志的《否定判断的换质和矛盾概念的论域》(见90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概念“S”反映的对象在“P”和“非P”这对矛盾(?)念的论域之内,是我们可以从“所有S不是P”推出“所有S是非P”或从“所有S不是非P”推出“所有S是P”的一个必要条件,并断定邢文所举“正方形不是等边三角形,所以,正方形是非等边三角形”等     

也谈“三人行必有我师”

<正> 读了蔡尚思同志《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见文汇报《学林》专刊第293期)——与匡亚明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其中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下简称“三人行”)的分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就教于蔡尚思同志和广大读者。蔡尚思同志在文章里,不同意匡亚明同志在《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见文汇报《学林》专刊第288期)一文里,关于对孔子     

“一分为二”不包含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吗?——评元梁同志《怎样理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元梁同志在《哲学研究》1964年第4期发表的《怎样理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名为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怎样理解”,实则是一篇恶毒地攻击“一分为二”和卖力地为“合二而一”论辩解、争地盘的文章。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宣扬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的立场,是极为鲜明的。     

对《说明》的答复

对《说明》的答复《哲学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发表了我整理的一份动态资料：“关于‘国学’研讨中的几个问题”。文章发表后,一同志批评我对他的文章观点的介绍“有明显的误读”,于是在《哲学动态》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关于‘国学’热讨论的几点说明”（以下简...     

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与甘建民同志商榷

近年来,甘建民同志发表系列文章,认为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俄国土地所有制进行“全新的专门的研究”,是因为“马克思摆脱了西欧经验的框框,由一元的历史观转向多元的历史观”(《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第1—2期合刊,第29页);还认为,马克思没有实现《资本论》“地租篇”原先的写作计划,不是恩格斯解释的“健康状况恶化”,而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铁道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29页)。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再探——兼答王贵明同志的反商榷

王贵明同志的《再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对我与他商榷的文章《也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提出反商榷,认为“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而我提出的观点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人为”的“臆断”。王文的观点对于深入研究原始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在总体上难于成立。本文再就这些观点就教于王贵明同志及理论界同仁。     

再谈“自由自觉的活动”

周穗明同志在《也谈“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0期)一文中,对我曾经论及同一问题时阐发的观点(参看拙文《应当怎样理解“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期)提出了商榷。读后,觉得有必要对提出商榷的问题再作一番研讨。一、“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化劳动”周穗明同志在文章中说,我的失误的“关键”在于:“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     

《应用心理学》编辑部说明

本刊1988年第2期发表过陈洁同志的文章“汉字研究评述”。由于编辑人员的疏忽,没有对该文的参考文献作细致的核对。最近发现,陈洁同志的文章多处整段引用了郭可教同志于1984年在《心理科学通讯》上发表的有关汉字研究的综述文章,既没有注     

论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与黄顺基等同志商榷

在《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一文(见《哲学研究》1981年第11期)中,作者黄顺基、刘大椿和李辉同志认为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此,我不同意。本文针对黄顺基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黄文)中的两点主要理由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与黄顺基等同志商榷。     

情感和认識能脫节嗎?——对“試論情感的阶級性与实踐性”一文的一点疑問

在“试论情感的阶級性与实践性”(《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四期)一文中,朱本同志论述了情感的本质、情感和认识的关系,批判了王启康同志的所谓“情感的特殊起源”,说。对这篇文章我们反复学了几遍,收获不小。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问题还搞不太清楚,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朱本同志。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谈到情感和认识的关系问题时,朱本同志说:情感和认识“是不同质的两个过程”。有时“认识跟不上情感”,有时“情感落后于认识”。这种矛盾现象“是     

对薛真同志《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一文的商榷

《哲学研究》1979年第8期发表的薛真同志写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一文,其中有些问题,想和薛真同志探讨一下。 究竟怎样理解“合二而一”,怎样理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关系等问题,从今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这是哲学战线上多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打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关系等问题,是一     

论价值真理概念的非科学性

近年来,围绕着真理与价值问题的讨论,有些同志提出了“价值真理”的概念。袁贵仁同志的文章《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以下简称袁文),其目的就是要证明价值真理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以消除其他同志对价值真理所持的怀疑和否定     

吴江同志给本刊编辑部的信

《哲学研究》编辑部: 贵刊1979年第3期载杨献珍同志1978年12月19日给编辑部的信,他要我“举出确实的证据”,证明究竟他“在什么地方讲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并“尽快在贵刊上公开答复”。很抱歉,我没有即复。杨献珍同志催之不止一次,1981年5月又在答复一位同志的文章中提起这件事:“1977年有人说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

“哲学研究”第六期刊载了关锋、林聿时两同志“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一文,意在论证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体系,文章中主要论点是对我和冯景远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刊载的“老子的研究“一文而发。最近又读到人民日报汉友兰先生和关锋、林聿时两同志的关于老子的文章。对于老子的时代问题上,我和关、林的意见一致;对于老子哲学问题上,我和关、林的意见对立。冯先生的结论虽与我相同,但采用的方法我不完全同意。     

也论旧式分工及旧式分工的消灭——兼与秦庆武、郝振省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5年第6期刊登的秦庆武同志《论新技术革命与旧式分工》一文(以下简称秦文),探讨了新技术革命对职业分工的影响,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将导致职业分工的消灭。《哲学研究》1985年第10期又刊登了郝振省同志与秦庆武同志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郝文),提出了同秦文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新技术革命深化了职业分工”。本文也试图就旧式分工的外延与内涵以及新技术革命对职业分工的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就秦、郝二文的某些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就教于秦、郝二同志。     

关于社会规律的特点及其认识方法——与高惠珠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7期刊登了高惠珠同志与张曙光、邹明武同志商榷的文章《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之我见》(以下简称“高文”),对社会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作了论述,读后颇受启发。我同意高惠珠同志关于“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含任何主观成分”的基本论点,但对高惠珠同志所论社会规律的一些特点,及认识社会规律的一些方法,却很难于接受,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唯物史观认识社会规律的一般方法,因此觉得大有提出来商榷的必要。现将我的意见说明于后,就教于高惠珠同志。     

关于感觉意识的沉思——兼与陈长虹等同志商榷

收到《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８年第７期,拜读了崔瑞兰同志的《“感觉”需要重新规范吗》和陈长虹、郑文清二同志的《人的感觉与动物的感觉是不同的》文章后,觉得疑问很多。这些问题也是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共同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在此顺便提出些个人观点来共同探讨,因为这...     

科学中真理因素与价值因素的关系——再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姚大志同志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上发表《意识形态与科学》一文(以下简称“姚文”),评论拙作《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姚文”澄清了拙作中的几个不妥之处,也提出了某些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姚文”不仅未对拙作所     

经济制度不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与田心铭、桑新民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刊载了田心铭、桑新民同志《再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以下简称“再论”)一文,对我在《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上发表的《经济制度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吗?》的质疑文章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辩驳,对他们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的《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以下尚称“属性”)一文的思想作了进一步解释发挥。从双方的论点看,我们的讨论关系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原理的理解与运用,关系到当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方法论,因此有深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