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由王龙溪论良知看良知的道德意义

良知所具有的先天性道德意义是阳明学得以建立的基石,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对于阳明学来说,良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本体,因此也应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良知的道德意义。王龙溪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来解说良知,指出良知的道德意义源自良知本体的"虚",即舍弃"人欲"所带来的对于对象性存在的扭曲,使得对象性存在能够在良知的"观照"之下,成为其自身,这即是良知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呈现。在人的真实生存经验中,这一良知的呈现源自人的孝亲之爱。孝亲之爱正是在生存体验中,最为先天的舍弃"自身",充分尊重"对方",良知充分"呈现"的时刻。     

"情""义"之境:儒家价值判断力的生成及其旨向

儒家哲学并非保守僵硬的教条,而是语境性的、人本的、具有创造力的思想体系.在具体的语境中个体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条件作出"合宜"(合情合理)的价值判断,而作出判断的基础则在于个体的价值判断力.但这一价值判断力必须在真实情感的基础上形成,因为唯有通过真实的情感才能求得人之本心,价值判断力才能实现历史传统、当前语境和个体自身的完美和谐.个体的主体意识通过价值判断力的形成而建立,并最终达至审美境界,从自在走向自由.     

成圣路径内化的中西差异——以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例

中西方文化都对个人设置了一定的理想人格,说服引导激励民众向特定方向靠拢.西方的马丁·路德和中国的王阳明分别以因信称义和致良知学说将人们超凡入圣的路径内化.路德强调惟有凭借信仰才能称义成圣,阳明提出致良知才是通达圣人境界的正确途径.但他们在人成为圣人(圣徒)之前人性的状态、过程中应予否定的事项、实现路径、之后的心境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理论宗旨.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道德思考

考察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探讨马克思对其他形式共同体的批判,可知马克思心中所向往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具有道德性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唯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满足经济时代的需求,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个人道德、和谐社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辟空间。     

个人的“信仰”与“累积的传统”——论史密斯的比较宗教学思想与方法

史密斯提出以个人的"信仰"和"累积的传统"这一对概念替代作为实体的"宗教"概念。由此,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作为实体的"宗教",而应是"宗教的信仰",即关注一个人有效地相遇外在的宗教传统时所表现的独特的自我,并侧重于这种个人信仰与其传统之间的整体联系。在方法论上则采用一种"人格化"参与和面对面对话的方式,从而深入信仰者的意义世界。史密斯以个人的"信仰"为立足点的比较宗教学思想及其所带来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转变,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动态“良知”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牟宗三学思中的"良知"概念有显著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上提下贯"和"承体起用"两方面。"上提下贯"是指"良知"能够在本体与现象两个层面之间自由活动,本身已经解决了两界沟通问题,不再需要单独设定审美判断力进行沟通;"承体起用"是指"良知"既是本体又是呈现,以"践仁知天"的方式呈现于现实生活。"良知"的动态性影响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形态,它使审美判断"无相原则"得以确立,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两层结构论得以形成。     

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良知虽是个人发现是非对错、决定道德行动的能力,却在内涵上与作为创造之元的宇宙本体同一;良知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能表现、呈现自己,其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坎陷"。良知经"坎陷"以"开出"并非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而是立足于实际,以良知为范导,开创新外王的事业。坎陷"让出"的是建构功能,而恒保持范导、调整、轨约功能;民主则重在保持政权本性、使人的自由能客观化而有保障,善恒为善。     

爱与恨

人这种实体的根本特性在于拥有诸心灵偶性。伴有心灵偶性的实体被诸心灵行为所拥有的内知觉明察。心灵现象依奠基顺序包涵表象、判断、爱恨三个层次。作为最高级的心灵现象,爱恨在拥有本己特性的同时也受到表象与判断的多重影响。爱与恨（偏爱与偏恶）具有严格的正误之分。正确之爱恨（偏爱与偏恶）发自个体却不陷入个人趣味,与理智相关却不唯智是从。只有在正确之爱恨（偏爱与偏恶）中,价值位序才能显现,人才能完善自身,德福才能统一。     

重建社会秩序的孔孟思想

孔孟思想的出发点是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关注,建立社会秩序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孟持中庸世界观,不走极端,所以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并不简单强调某一方面,希望建立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和社会、私和公、自己和他人之间发生矛盾以至冲突时,孔孟选择社会利益.孔孟非常重视社会秩序建立的途径,认为社会秩序建立的途径应该是礼.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了心性理论,认为遵守"礼"是人的良知,是人类自发自觉的群体行为.社会管理者应该在做好表率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社会教化机制,以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四端"之心,促进社会成员自发、自觉地遵守各种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协调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私与公之间的关系,达到整个社会和谐的局面.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及其共同体伦理意蕴

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解决的"两个和解"思想,经由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人本学而导源于黑格尔关于道德世界观问题的"两个公设";"两个和解"思想的理论缘起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构建过程之中;通过对作为受生产力制约的资产阶级交往方式(市民社会)及其所承载的政治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性分析,提出唯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政治国家,创建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而进行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极其明白且合理的解决,联合劳动基础上的实现社会整体幸福的共同体伦理才得以可能。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     

简析中江藤树的格物致知论

中江藤树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继承了阳明学的学理与传统。本文以"格物致知"为主线,简要分析中江关于人心的"中"与自然的一致性,道德规范与天道的一致性。指出中江结合日本的文化传统,对格物致知范畴做了改变,使它和致良知、慎独等融合起来,重伦理而轻物理,慎是心中由敬做主,独指唯一无二的良知。以太虚作为道德最高标准,功夫在致良知。中江构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格物致知论,使得伦理规范在武士传统中更纯粹、更广泛。     

周海门良知观辨析

周海门的良知观,从阳明而来又异于阳明,突出表现在:其一,无物而物在。将"无物"之说与《中庸》相联,良知之体被清晰地归合为"无"之深微本质,良知能量在对"无"的界说中得到进一步激发。其二,手持足行是道。在良知之体的观照下,良知之用从顾及整体规模细化为注重当下行为的道德呈现,并被赋予与良知同等的道德层级,良知"彻上彻下之道"得以贯彻。其三,自我现成。自我与良知糅合为一,现实自我以更为张扬的方式取得了与良知同等的至上性和圆满性,良知主体因自我呈发的力量被极力振拔。这种良知观,与海门对良知本体地位的一再强调有关,它在思想定位、核心构成和作用流行等方面,与阳明之学的基本方向相符,我们仍可将之视为阳明之学在晚明的进一步发展。     

北方王门后学尤时熙的良知学思想发微

尤时熙是北方王门大宗,但目前学界关注较少。本文以尤时熙现存著述为文本依据,考述其学术渊源,分析其良知学的义理结构和内涵。尤时熙师事阳明高足刘魁,并问学于周怡、朱得之,其为学以诚朴地体之于身心、见之于实行为要。在具体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上,如其说"格物致知"颇受朱得之的影响而力辟阳明后学蹈于虚空之弊,经历了由训"格"为"则"、"物"为"好恶"到训"格"为"通"、"物"为"好恶之所因"的转变。如此,其致良知之义就是将本有的良知布露施行于当下的日用伦常之间,故以"尽分"——循从良知、性分之所固有而致之和"知止"——去私去蔽以复其良知之本然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     

习近平文化视野中的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在关于文艺与文化的重要论述中,多次涉及到"中华文化精神""中国人审美追求"、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立足文化的视野与高度来探求如何继承中华美学的精神品质与传统价值,如何再现和重塑中华美学的魅力,从而实现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统一。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何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华美学精神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在当下市场化的时代语境中,复兴中华美学精神就必须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化审美风范",而不能"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可以真正影响、引领、矫正、提升人民的审美修养与文化品位,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韩国江华阳明学派郑齐斗的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论文是关于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泰斗郑齐斗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的研究。郑齐斗的思想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功夫论构成。郑齐斗所谓良知是知是知非、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这是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继承发扬。郑齐斗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功夫,认为只有阳明的致良知才算是真正的功夫。他所说的致良知是循体而达用的功夫,而发挥良知明觉必须排除气禀物欲之私。阳明后学中侧重于前者的以王畿为代表,侧重于后者的以聂豹为代表。郑齐斗的理论就是对聂豹的"充其实"和王畿的"顺其体"的调和。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主义伦理精神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是"精神"与"伦理精神"。当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开始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当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思潮妄图主宰生态时代的价值判断,生态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成为共同的时代期待。如果说,"精神"的本性是"自由","伦理精神"是超越了个体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形成的"共同体精神"与"实体精神",那么,生态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重要的"伦理生态人"精神、"道德实践人"精神和"人类人"精神。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当今时代,应当构建生态主义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消解"经济中心"与"科技至上"的价值霸权、避免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并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在异质文明的生态对话、生态融通与生态合作的基础上促成生态发展,唯有如此,生态主义"伦理精神"才能融入"民族精神",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