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上有党内民主,下有社会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是全社会民主实践的火车头,起着领导、带动和示范作用;社会基层民主是全社会民主的根本,是民主建设走向纵深的基础。二者各有优势,各有特点,可以形成互为呼应、互为促进之势。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自觉的体制内路径;一条是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所逐步发现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体制外路径。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选择,应当是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结合。做好这“两个结合”的大文章,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引擎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体制外和体制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 ,但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党的改革和建设开始 ,党的改革关键在于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 ,是适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发展战略     

完善党内民主机制是增强党的活力的固本之策

党内民主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保障,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党的历史使命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又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增强党的活力的固本之策。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的反迷信运动

在我国,迷信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产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不但深受来自地主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在精神上也处于被压迫的境地。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而农村是封建迷信最为盛行的所在。在江西,一份关于革命前兴国社会的情况调查说: “兴国的迷信鬼神,可说应有尽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在迷信鬼神中”。调查者举正月的例子说, “有一种长光神,城乡都有,日夜的香烛不断,一般人藉敬神的地方,做他们的赌博场。城江背的地方,还有一种海神,这是兴国特有的神,一共三十六种神壳,奇形怪状,无奇不有     

中国式民主如何可能——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探索与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民主以及如何建设民主。这是毛泽东“中国化”思维方式在民主问题上的自觉。它给当前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进而推动中国式民主的生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与策略: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考与实践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建设目标,并对于这种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努力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民主建设是中国本土的一次民主操练,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比较的视野——以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为例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资本主义被作为民主的推动因素和前提条件嵌入到各种民主理论之中,民主化被看作是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三化运动向全世界推广。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内含的平等诉求被压到最低程度,从而使第三波民主化呈现出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核心特征,造成了民主与大众利益的分离。与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第一波民主化进程无论是民主运动的推动者、民主内含的价值倾向和民主化的结果都表现出了遏制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交织,民主化改变了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对比,致使资本主义不断在社会主义的威慑下进行着内部改良,民主得以从政治领域突破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而对财富再分配产生影响,改变了发达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资本强势和贫富分化是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民主若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具有重大意义。     

初期教会的民主生活及其启示

本刊就教会治理问题的讨论已持续一段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讨论,使一些主内同工同道对教会治理的忽视态度有所改变,让教会可以摆脱人为的混乱,更好地荣神益人,传扬救主。 本期我们再向大家推荐以下三篇文章,它们从不同角度就教会如何实施“民主治理”进行了讨论,值得一读。作者都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学生,原发表于《金陵神学志》第20期。应读者要求“治好教会大家谈”仍将陆续发表文章,以配合各地办好教会。     

民主转型与政治暴力冲突的起落:以印尼为例

相较于"稳固时期的威权统治",民主转型初期常常是一个政治暴力风险上升的历史阶段。本文指出,尽管民主化同时蕴含暴力加剧和暴力缓解的逻辑机制,但在一个族群分裂的社会,由于民主化初期政治信任格外匮乏,其暴力加剧机制常常早于暴力缓解机制出现。那么,为什么即使在社会分裂的国家,转型期不同国家的暴力冲突水平仍然出现明显差异?即,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暴力冲突水平高得多?本研究聚焦于政治宽容这个因素,以此来解释多族群社会转型暴力水平的差异。在本文中,政治宽容包括大众文化和精英意识两个维度,并强调其相辅相成性。简单而言,政治宽容水平高的地方,暴力冲突水平低,反之则否。本文以印尼为例,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论证与说明。     

中古时期寺院借贷的中国化问题

源自于印度的佛教,途经商业发达的西域传入中国,在将含有浓厚因果报应、三世轮回色彩的寺院借贷带到中华大地,助推中国文化前进的同时,也经受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洗礼,吸纳了中国社会重农业生产、重血缘家庭、强调政府管理、重视制度化建设等传统,由此衍生出不同于印度寺院借贷的新的运行规则,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借贷。中古时期寺院借贷的中国化,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内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研究述评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重中之重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近年来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专题研究,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相关研究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的理论基础、背景、历程、基本要素和建构途径梳理不够,对其基本经验总结不足。     

论八十年代关于艺术创新的争论与五四时期的不同

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第二次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时,这两场革命又促进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变革就意味着扬弃和创新.在艺术领域,这两个时期自然也就是艺术创新的活跃期.虽然都是艺术创新,但是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两个时期的争论也必然存在不同.     

转型中的民主与中国化意识——“新左派”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说述评”

“新左派”主流知识分子强调转型期中国民主建设要重视大众参与,要加强国家能力,要继承平等的历史遗产,同时亦强调坚持“自由左派”之立场,反映他们对中国改革的双重警惕:既要防止滑向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又不能以社会平等凌驾政治自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谱系内部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中国语境中的生动呈现,这种争论既有益于拓展中国改革创新的理论空间,亦彰显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中国化意识.     

费希特知识学关于存在问题的主体哲学方案

费希特的知识学不仅仅是一种主体性哲学,它始终保持对存在问题的关注。主体哲学与存在问题的相互纠缠,构成知识学的复杂局面和内在困难。从早期浪漫派开始,对费希特主体哲学的攻击始终着眼于存在问题。为此,在知识学视野下理解存在的基本意涵,就成为重要课题。知识学对存在问题的理解不断进行更新。在耶拿早期知识学中,自我被确立为存在,非我的实在性来自自我的转移,但独立的非我始终没有从费希特体系中消除。绝对自我为存在奠基的任务也没有实现。到了耶拿后期,存在与非我等同起来,成为自我的产物,使存在对自我的从属性更加突出,纯粹的自我意识成为经验意识的先验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学主张主体“创造”存在,毋宁说是主体是以实践的方式“塑造”存在。     

延安时期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工作——纪念《回回民族问题》发表70周年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回顾了党在延安时期的回族和伊斯兰教工作,分析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立场、观点,并就伊斯兰教与回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一份令人难忘的文件——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下发三十周年

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又称[1982]19号文件),开启了我国宗教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30年来宗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宗教工作的卓越成绩,充分证明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英明伟大。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正是[1982]19号文件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内外人士对于     

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探索,形成了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核心的系列理论成果。迄今为止,学界的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呈现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方面的系统性和原创性。本文以人民内部矛盾政治思维,政治思维、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以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中心,重点解读毛泽东探索、推动新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理念、实践方略和理想目标。毛泽东的探索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宗教学术研究的当代价值——纪念《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发表30周年

十八大关于宗教的内容,是30年前中央关于宗教问题文件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宗教学术发展和提高的理论基础和导向,从维护民族和宗教的团结、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等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宗教学术的前途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