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反思

网络谣言本质在于其信息内容是未经证实的似是而非而绝不是虚假。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别是恶意的网络诽谤等相关行为,客观上给公民个人、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具有刑罚的当罚性。我国的现有刑事立法客观上存在治理网络谣言的漏洞,而司法机关在应对网络谣言过程中,对刑法进行了补漏性的创设性司法解释,破坏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这种状况暴露了当前对网络谣言零容忍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网络谣言正作用的视而不见,并进一步导致盲目动用刑法手段治理网络谣言的错位并进而产生刑法的结构性危机。实际上,在所谓的"不当"行使言论的自由与犯罪之间应当留下合理的缓冲空间,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承受刑事责任的危险。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再造:价值重塑与制度变革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改革的耦合是当前行政学界的重大议题。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未来的行政价值应当能够有效承接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核心政治价值,着重树立服务、效能、法治、合作四个行政价值理念。在政府制度变革方面,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制度、分权化制度、扁平化制度和信息化制度等四个重要领域。     

论古人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重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制层面上的法治效率与法治正义,合言之即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先秦儒、墨、法、道诸学派立说皆有"思以易天下"的命意,道家对社会伦理注意到异化的一面,尚无为,远世道。墨、法首重功利实效,又注意到人性自利,故一独标"兼爱",一独标"法治",各有所贵,亦各有其失。荀子在"本始材朴"的人性命题下坚持礼乐教化与法治管制并举的治世路线,强调教化及教化的有效路径,强调法治及法治的正义方向,防止尚德如宋儒失于空洞空疏,尚法如一般法家失于君主"权术"主义而陷入不正义。     

法治建设道德支持的依据及其维度

法治建设作为良法的现实运动过程,离不开道德在价值精神和行为规范层面所提供的有力支持,而道德自身的特质也表明其确实可以在法治进程中有所作为。这种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支持,集中在对法治建设进行伦理论证和为法治建设提供道德立法两个方面。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体现为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由于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所以在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之下,运动式治理很难在政策工具中被摒除,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也成为国家治理范式转型的艰难所在。但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具有突出的局限性,从而使"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制度化治理。     

论民法典对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影响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凝聚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象征和标志。宗教事务治理的范畴既囊括民事领域,又包含行政领域,既涉及人身关系,也覆盖财产关系。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必然与宗教领域法律规范一起更好地支撑宗教事务治理法治体系,必将对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社交媒体信任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网络谣言自治行为的影响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以社交媒体信任为切入点,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考察公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自治行为的心理机制。采用问卷方法对963名成年居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公众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既能直接促进公众的辟谣行为,也能通过增强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产生间接影响;(2)公众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影响公众对自媒体的信任,但自媒体信任不能独立于官媒信任影响辟谣行为。因此,我国社交媒体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且官方舆论占主导地位,及时、有效的官方报道不仅能提高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也能促进公众网络谣言自治,进而实现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社区性宗教:乡村基督教传播再认识

经典世俗化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乡村基督教传播现象。具有多维形态的基督教不仅蕴涵"人—神"结构的精神信仰体系,而且包含"信徒—教会"结构的地缘信众网络。在传播过程中,信徒在精神层面的超越性体验和对教会组织的集体归属合二为一。嵌入熟人社会的教会组织实现功能延展,发挥出生活互持、生产互助、纠纷调解等社群功能。基督教不仅为信徒提供了超越性的意义世界,而且提供了具有独立评价体系和交往规则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社区性宗教"。基督教迅速传播反映出结构转型背景下村庄社会竞争加剧;村庄非正式规范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和执行,针对弱势群体的越轨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需要将宗教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切实解决宗教传播反映出的治理问题。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地方性实践知识: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基于B市莲花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日益呈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诉求的拉扯和分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社区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对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重组和控制。这种名不符实的治理策略被人概括为行政吸纳治理。本文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挖掘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如何在地方政府配置的场域空间里,通过地方性实践智慧,来抵抗行政建制力量,发展人情网络,完成治理任务。这种隐蔽的地方实践策略或许会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实事求是地推进居民服务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名不符实的形式化工作。     

德性的塑造如何可能?——基于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视角

在荀子看来,儒家之道既包含了"天人合一"的形而上旨归,也吸纳了政治(礼、法)和伦理(仁、义)的多重维度。在儒家之道中,外在的礼法制度既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培养仁义等伦理道德情感的教化方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幸福"既包含了在心灵活动层面的理论思辨,也涵盖了在实践活动层面的德性实践活动和外在善。对二者而言,设立法律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惩罚坏人和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人们德性的塑造。     

论网络舆情治理中维权与维稳的法治统一

网络舆情生成源于公民基于自由价值诉求的维权意愿,其权利行使对互联网秩序的法治构建具有利弊两面性。网络舆情应对体现政府基于秩序价值指向的维稳期待,其权力运行对互联网自由的法治实现存在侵蚀性危险。网络舆情治理须兼及网络舆情生成中公民维权与网络舆情应对中政府维稳的双面需求,以正义价值引领并协调其自由价值诉求与秩序价值指向的冲突,突出多元治理理念,把握有限治理基准,确立正当治理宗旨,实现互联网空间维权与维稳的法治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学习培训

正吉林省基督教两会于2020年8月18日至19日,以网络视频学习的方式举办预按立圣职人员培训班。培训班从"领袖的品质""基督教中国化""教会管理与规范"三个角度,讲解教会领袖应具备的品质;旨在落实教会规章和教职人员行为规范,加深他们对三自爱国运动的认识与理解。安徽省基督教两会于2020年9月1日至2日,在合肥举办2020年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