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刑诉法出台之后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以浙江省台州市社区矫正工作为例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步晚、发展快,面临着保障不足、规范缺乏、管理困难等问题,在新刑诉法正式施行的大背景下,必须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法治建设,健全保障制度,完善监管手段与措施,提升管理水平,以适应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需要。     

青少年疏离感研究概况和对策

青少年疏离感已引发了一系列青少年问题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对于其的关注已不仅仅是一种心理障碍，而且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国内外对于疏离感的界定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可是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疏离感的多维结构已经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这对于开发相应的疏离感量表提供了理论依据。影响青少年疏离感的因素既有外部的因素，又包括青少年自身的因素，因而矫正执行主体在实施矫正项目中应考虑到这一点，制定符合青少年需要的矫正计划，从而消除引发青少年疏离感的内外部因素。     

政府审计嵌入责任政府制度建设路径研究

责任政府就是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得到实现。在各类责任政府制度中,凡是存在既定标准和客观事实的制度,政府审计都可以嵌入,基本的路径是通过搞清楚各种责任主体的实际行为,然后与既定标准进行对照,并发表意见。政府审计嵌入政府政治责任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审计、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和政府政策执行评估,政府审计嵌入政府行政责任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行政机构绩效审计、行政机构内部控制评估和行政机构首长经济责任审计,政府审计嵌入政府法律责任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权力清单审计和行政执法考核审计,政府审计嵌入政府道德责任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制度道德审计和道德责任制度执行审计。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为防止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违法,我国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但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着的诸如职权混同、职能错位等制度设计方面的欠缺,造成了"中国式"执行难题,面临法律与实践的双重困境.解决执行难的有效的途径是在司法审查的基础上,将非诉执行中司法性的审查职权和行政性的执行实施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化分配,最终实现司法职权优化与行政职能回归,从而确保非诉行政执行公正高效权威运行.     

日本社会传统与日军慰安妇制度

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日本社会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男性的性放纵、性生活的迷信心理以及日本女性客观上的支持和长期的历史渊源,都促成了慰安妇制度的形成。     

制度公正的伦理资源初探

制度公正既是人们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又是人们追求社会公正的必然结果。制度公正的建立、维护与发展,不仅需要制度本身的设计,更需要制度背后起到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的背景文化与社会资源。这种背景文化与社会资源主要由人的理性、公正文化、公正的客观条件构成,它们作为推动制度走向公正的基本要素,在伦理的维度与视域中,被称作制度公正的伦理资源。这些伦理资源为推动制度走向公正,提供了真正的主体、力量与条件,是制度公正的根本动力与坚实基础。     

制度伦理视域下的食品安全监管

在现代社会,我们具体的行动规则是由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规章制度构建.从形式上看,就制度本身的制定或其执行过程而言,不管是何种制度,只要自洽、严密、有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好”的,并不存在单纯伦理道德的活动.然而,制度的实质内容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制度是社会基本权利——义务安排,规范人们行为,体现人类社会交往.整个制度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制度与伦理这种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也决定其从制订到实施,无不伴随相应的道德风险,产生复杂伦理问题.当今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反映出食品安全制度的缺失、制度运行机制缺陷以及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失衡等问题.因此,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审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厘清问题的根源与实质.     

日本宗教法人制度与民法渊源

日本宗教法人问题可以追溯至明治政府起草民法时期。虽然明治政府最终决定设立特别法,但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论争始终贯穿于宗教法人制度的确立期和改革期。日本设立宗教法人制度是为建立近代行政国家,将宗教团体纳入国家神道体制,服务侵略战争。占领期改革后日本保留了宗教法人制度,是因为盟军总司令部未能辨明民法法人与宗教法人的异同、不了解日本建设行政国家的意图。2006年日本进行公益法人制度改革,公益法人与宗教法人的规定逐步接近。     

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抑郁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三者间的关系,采用情绪调节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以及社会适应量表对漳州市269名矫正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 25～40岁之间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男性.已婚、未婚以及离异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不存在...     

试析日本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化因素--兼谈中日传统社会的差异

日本社会在短时期内迅速取得现代化的成功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日本封建社会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 ,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皇权至上的专制集权制度 ,政治呈多元化格局。其次 ,日本超家族的社会集团比较发达。还有 ,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吸收外来文化时起了特殊的作用。本文通过日本与欧洲、中国社会的比较分析 ,阐述了日本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罪犯心理矫治法的概念及运作

罪犯心理矫治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监狱制度同国际司法行刑制度接轨的重要举措．因此研究如何在教育改造罪犯的过程中推行这一工作很有必要．罪犯心理矫治法就是采取心理测验和咨询的原理与技术,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和心理健康的方法．     

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及防范

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救助制度的环境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道德风险的特殊性.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救助依赖、"贫困陷阱"等方面.社会救助制度道德风险的规避策略包括:构建合理的社会救助责任主体的关系;强化社会救助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降低社会救助参与各方的信息不时称程度;坚持政府责任与个体责任的统一,实现社会救助制度中个体德性与制度正义的伦理生态.     

医养结合健康养老体系的构建性研究——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视角

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是我国老龄化事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体现着社会的包容与人文关怀,是福利政策的积极化转向,代表着发展型社会政策观在老年服务领域的应用,但已有研究较少地将医养结合健康养老体系的构建放置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视野。实践运作中,医养结合健康养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具有核心理念、服务对象、执行主体、行动目标的多重耦合性,并重塑着医养结合的服务形式、受益对象、服务内容以及服务主体,带动着老年服务走向共享与包容,而为了更好地维护服务价值,需要一系列富有发展主义的改革措施。     

制度是如何封闭的?--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为例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给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与制度文本发生偏离这一社会事实本身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更重要的,乃是以此为个案,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出造成这种偏差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制度的封闭。“制度的封闭”指的是,由于针对特定群体的特定制度的设计者与目标群体之间的空间里产生出种种阻碍因素,从而使得制度的目标群体无法实现有效的制度参与并最终被抛出这个制度的运作过程之外;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制度的执行路径”上的各个代理人对制度的细化、重新阐释和变通,部分在于代理人的缺席和沟通的封锁,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制度的封闭本身乃是更为宏大意义上的“封闭的社会”在机制上的具体体现和逻辑上的必然衍生。无论是制度执行的代理人还是制度的目标群体,只有共同致力于建设一种“开放的社会”,才能够开通出一条人人受益的权利之路。     

广东省阳光用药制度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对广东省阳光用药制度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总结广东省阳光用药制度的实践经验,分析问题及其主要原因。运用政策信息转化法对《广东省医疗机构阳光用药制度实施意见》等政策信息转化,通过运用前后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前后的数据变化,研究广东省阳光用药政策实施效果。广东省阳光用药制度政策实施效果非常明显,政策目标实现效果显著,阳光用药基础数据和结果干预管理效果良好,粤东中西北地区阳光用药制度执行效果差异大。加快电子信息系统建设,保障政策执行平台的功能完善;加快临床药师队伍建设,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整合药物相关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增加对粤东粤西粤北部分偏于地区的卫生资源投入,保障政策执行能力的平衡。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制度嵌入性与个体化社会政策:全民医保的社会整合研究

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已经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覆盖。如何通过整合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制度自身运行效率,提升国民享受医疗保险的公平性,被提上了重要议程。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不仅要关注制度自身,更要强调社会环境及其变迁。以制度的嵌入性理论为指导,针对我国从"总体性社会"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型,从外部支持、制度化联系、管理主体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入手,可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合理整合创设有利条件。     

从初始到矫正:制度安排中正义问题的复杂性

正义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正义自身之诸要素间的矛盾与冲突,更表现在实现正义之道路与方式上的复杂性。而在决定正义的所有事项中,制度乃是最根本的要素。在制度决定实现正义的诸环节中,初始性的制度设计和矫正性的制度安排又是最为关键的。由于正义自身的复杂性、制度自身的有限性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人不可能设计出一劳永逸、完美无瑕的制度体系,相反,任何一种初始性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缺陷的,因此,后续的制度矫正就是必须的、必要的。矫正性的制度安排如若做得"显失公正",会造成后续的不公正。观念重叠和结构重叠决定了转型中国在实现正义的道路上,注定矛盾多多、困难重重,风险与机遇并存。     

董仲舒的法学思维方法及其与汉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有一种关于中西方法传统的区别的成说,认为中国之法传统可以名之为“法自然”,而西方之法传统则应名之为“自然法”。中国“法自然”的法传统的形成与汉代以董子之学为代表的具象思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里,“法自然”之“自然”应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至上神”的自然;“法自然”的方法是“法象天地”,也就是以“天”为至大无外之“象”,通过“循象观意”、“因象明理”的具象思维,从人格化的自然中获得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法自然”的法学思维对于汉代的法律制度有显著影响,它是论证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汉代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比如宫制的设置、阴阳刑德及顺天行刑的思想和制度等等,都以“法象天地”也即“法自然”为论据。     

再论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

政府制度行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认同、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运行中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度行为主体不是“经济阉人”,他们有着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必定会影响到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道德合理性,这是关系到经济运行秩序是否道德公正的首要因素。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