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宗教视域中的亚洲主义及其省思

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亚洲主义思潮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的总体现象和内在逻辑。不同于作为军事、政治的侵略策略的"大东亚主义",亚洲主义曾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和"启蒙与救亡"模式相抗衡的"文明论"和"文明国家"的叙事脉络,融合吸收了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的"虚静""空性"精神,试图逆反"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本文认为,必须深入剖析部分亚洲主义者在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章太炎等"亚洲和亲会"的宗旨、京都学派的"绝对无哲学",官崎滔天等人的"亚洲—中国革命"思路,以及周作人、三岛由纪夫、胡兰成等人在宗教、文明和国家之间设置的"亚洲主义转喻链",才能回答以"东方文明自身的现代选择"为旗帜的"亚洲主义"思想,如何会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吸收乃至利用的问题。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之重建

该文认为政治就是以公共权力分配为核心内容的游戏;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学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运行规律,而政治哲学则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古典西方政治哲学所形成的是一种正义传统,而它正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天道传统相呼应。中国近代所形成的革命文化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重建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法国启蒙思想批判与《神圣家族》的政治哲学主题

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神学,通过对鲍威尔批判的法国启蒙思想的批判,超越了法国革命政治学和法国唯物主义。马克思以萌芽的唯物史观解蔽自我意识哲学的精神幻觉,以新启蒙的笔触书写"使用实践力量的"群众的历史,进而彰显群众事业的世界历史意义。让符合新时代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群众利益的思想来启蒙群众做出合宜的政治选择,是马克思基于现实政治且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政治哲学创见。     

权力的现代之魅与去魅——评施展《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迈斯特作为思想史上的"反动派"似乎已无价值,但施展博士的《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抓住迈斯特对权力的深刻理解,将迈斯特引入当代中国权力重建的对话中来。迈斯特站在神秘主义的立场上理解权力,并全力批判以绝对主义王权和启蒙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性。他用以拒绝和摧毁现代性的方案固然不合时宜,但他对现代性的诊断、站在一阶权力立场上阐发问题的思维方法,有助于我们克服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权力之魅,打开重建当代中国权力的可能性空间。     

权力的现代之魅与去魅——评施展《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迈斯特作为思想史上的"反动派"似乎已无价值,但施展博士的《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抓住迈斯特对权力的深刻理解,将迈斯特引入当代中国权力重建的对话中来。迈斯特站在神秘主义的立场上理解权力,并全力批判以绝对主义王权和启蒙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性。他用以拒绝和摧毁现代性的方案固然不合时宜,但他对现代性的诊断、站在一阶权力立场上阐发问题的思维方法,有助于我们克服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权力之魅,打开重建当代中国权力的可能性空间。     

后传统背景下的共同体重建——兼论霍耐特承认政治学的理论意蕴与现实意义

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和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如何摆脱个体自由与集体价值对立的两难困境,成为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对于上述困境,霍耐特出于左派政治的立场,通过重新挖掘传统共同体的内涵,借助其承认政治学,力图以主体间承认的视角在后传统背景下重建共同体,来化解个体与集体的矛盾,进而解决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悬而未决的争论.而霍耐特的承认政治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得到人们如此大的反响,其理论意蕴与现实意义就在于重新反思启蒙现代性规划的母题与当代入的生存状态,同时结合社会现实去实践人的解放构想,在后传统的解构时代毅然决然地提出有效的建构方案.     

统合主义与中国研究:文献综述

统合主义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拓展以及"极权主义"模式在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现象时的不足从两个不同的面向推动了统合主义与中国研究的交汇.本文主要围绕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发展三个方面梳理、归纳了统合主义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基本议题,并对国家统合主义、社会统合主义、地方统合主义等次级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事实上,统合主义自身的"统合"尚未完成;而围绕分化还是整合,分权还是控制的分歧与争论则构成了研究的基本线索.这种分歧在根本上源自于统合主义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与公正等不同价值诉求的承载.但不可否认,统合主义为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思考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时代精神的权力及其微观转化探释

<正>从历史资料演进形成的不同沉淀节点中观察,可以有限地考量时代精神的延伸过程以及在不同阶段形成的精神类型。在时代精神与现实历史的辩证运动中,折射出关于时代精神的权力注释及其对启蒙运动的理解,并可以归纳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论:特定阶段性的精神权力总表现为某种超越性的时代精神。这种超越性和至一性特质的时代精神,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向度的整合,建构精神的自我运动和实现自身的历史性机制,从而确认实现精神自身在当下时代发生影响的启蒙权力。     

移情的启蒙: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述评

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是英语国家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道德思潮,汇聚了当代西方反理论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批判性思潮为一体,力图从道德情感主义的进路回应规范伦理重建和启蒙筹划问题,拒斥传统道德哲学的规则主义倾向。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主要以女性关怀伦理学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内容代表,它们在理论上注重经验描述的方法,在价值观上主张"关怀/关心"地行动优先于抽象的道德规则,对"他者"的责任意识优先于对"个体"的权利意识,这些内容主张反映了当代西方在道德理念上的进步。"移情"是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它被当代道德情感论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反映了当代道德情感论者注重追求道德行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以及由此对道德行为者产生的实际心理感受的伦理精神。"移情"的提倡也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孕育出一种"移情的文明"之启蒙精神。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

作为新启蒙思想界自我分化及其与自由主义持续论争的结果,中国新左派思潮凸显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权力变迁。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新左派思潮以心系国家命运、情注弱势群体的政治取向,展现了其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意蕴。为准确把握新左派思潮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必要对其复杂的现实成因和丰富的嬗变历程进行前提性追问。     

尚友方外:庄子之反轴心突破

中国文明的轴心突破不仅体现为对政治的道德批判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普遍主义,同时也体现为对道德的历史与文化有限性的批判,其代表就是庄子。以其"方外"的概念,庄子拓展了中国思想者"出离"的想象空间。他拒绝以宇宙秩序神圣化任何现世秩序,提出以"无为"暴露、干扰乃至化解权力的有为。庄子的政治思想既是轴心突破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轴心突破的自我否定。作为轴心文明自我反省的产物,庄子思想为知识分子确立了一种生活范式,形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个中国源头。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观念“大客观”和“具体相对论”,是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主义思想,从中引申出他基于文化综合主义立场反思五四启蒙思想而提出的新启蒙主义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大同·《礼运》大同·大同主义

"大同"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本是指决断重大疑难问题时所出现的最高统治者的想法与卜筮结果、百官观点、庶民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礼记·礼运》借用这一概念指称"大道之行"的理想社会,并用107个字的篇幅对"大同"之世作了全面阐述。"《礼运》大同"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和最具空想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在充分借鉴和吸收"《礼运》大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立足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着眼于未来发展,精心设计和描绘了近代中国实现富强文明、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行路径和美好前景。如果说"《礼运》大同"是传统政治理想成熟的标志,那么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可视为近代条件下"《礼运》大同"的升级版。     

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困境及其消解策略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意识及其整体主义致思,不啻为一次新启蒙。然而,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旧形而上学之后却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并且在其后果上引发了价值多元主义的自我悖谬。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在一个"诸神纷争"的价值处境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消解策略,其中确立一种"边界意识"具有理论合理性。     

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

政治统治可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实践与生成过程,而合法性实践既是统治者迎合"文化剧本"、即呈现和表演都深藏干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仰的过程,又是统治者对这些合法性信仰的操控过程.正是这种表演和谋划,直接导致了帝制中国的一整套合法性的象征系统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与文化符号等等;存在于这一象征系统中的元叙事,就是以现实中的君主("时君")为指向的合法性论证,各种种种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化约主义和命定论则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策略和逻辑,其目的在于缩小甚至混淆现实中的统治者(时君)与"理想君主"之间的界限,以缓解那"永恒的合法性困境".     

作为政体理论的联邦制与单一制——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联邦制—单一制"是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贡献给政体理论的一对核心概念。联邦制与联邦主义的研究都是基于现代巨型国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疆域难题。美国宪法与《联邦党人文集》是联邦政府原则的经典评注,戴雪的《英宪精义》则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虽然他所讨论的联邦制主要是为了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是联邦主义研究的两次高潮。尽管旧制度主义学者不乏灼见,但"联邦制—单一制"与其他政体二分法一样,有标签化之嫌。重新回顾经典文献有助于我们突破静态二分法,从政治过程中发展政体理论。     

作为政体理论的联邦制与单一制——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联邦制—单一制"是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贡献给政体理论的一对核心概念。联邦制与联邦主义的研究都是基于现代巨型国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疆域难题。美国宪法与《联邦党人文集》是联邦政府原则的经典评注,戴雪的《英宪精义》则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虽然他所讨论的联邦制主要是为了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是联邦主义研究的两次高潮。尽管旧制度主义学者不乏灼见,但"联邦制—单一制"与其他政体二分法一样,有标签化之嫌。重新回顾经典文献有助于我们突破静态二分法,从政治过程中发展政体理论。     

灵知主义与18世纪思想的反启蒙品格

灵知主义构成了西方经典体系的隐秘传统。经由几条途径,灵知主义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进入德国。灵知主义的复兴强有力地塑造了18世纪德意志精神。到黑格尔创建其综合的辩证思想体系时代,灵知主义汇入复杂的思想网络,形成了后宗教改革、后启蒙时代一股精神动力。莱辛设定了对立于基督教的理解历史的架构,进而将"教育"定义为"灵知"的开启,意在唤醒和发挥寓涵在学徒心灵之中的属灵潜能。在哈曼的美学叙事中,狄奥尼索斯与耶稣基督构成了重影。狄奥尼索斯与基督的合体,构成了德国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新神话的核心意象。启蒙主义、虔诚派传统、柏拉图主义,在赫尔德的宏大思辨之中完成了一次灵知主义的综合。将神圣的救恩历史化为人性的历史,赫尔德为约阿西莫的千禧年主义缔造了世俗形式。     

预算政治学研究进展与前瞻

公共预算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治理的重大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预算政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预算政治学认为,公共预算是政治性的,政治考量影响着所有预算。在厘清预算中政治的含义后,预算政治学提出了一系列公共预算的政治理论,这些理论认为预算是承诺交易的政治合同,预算权力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预算过程是一个政治交易过程,预算是国家治理的政治工具,预算改革取决于政治过程的改革。预算政治学超越了狭隘的预算编制领域,开启了预算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为建立更加具有解释力的预算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预算政治学也存在争议和质疑。预算政治学的研究必须聚焦于预算产出的决定因素和关于产出的规范标准上,才能发展出一种适合于公共管理的预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