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潮流

论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潮流唐大潮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历史进入了“天崩地陷”的时期。从１６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它虽然弱小，稚嫩，随时有夭折的危险，但它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冲击，却不可等闲视之。顾炎武的《天...     

从一个康复“缺憾”个案看科学思维方法的意义

本文就一例截瘫患者从因分娩诱发患病、误诊误治到康复治疗实施的过程进行分析,通过总结在诊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失误与经验,讨论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如何正确建立科学思维方法以及利用科学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以达到提高自身诊疗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目的。     

试论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

本文指出了明清之际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有四。其一,是对以前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全面总结和完善;其二,是用道教、儒学、佛教的主要经典相互参证来论证的;其三,是通过分析儒、释、道三教的同与异、长与短处,强调三教一源、本同枝异、体同用不同,以邪、正为标准分辨三教来开展的;其四,用儒家性理学,佛教明心见性的参究法门来阐述道教修性了命的内丹学,以论证“三教合一”。并指出,该特点的形成,既是儒释道长期斗争和相互吸取的结果,也是自南北朝以来,经隋唐宋元诸多道士及道教学者努力的结果,并受到儒、释二家三教合一思想的推动。     

“形”的哲学：张载思想的一个侧面

古代东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不乏对人的身体和知觉予以负面评价的。在宋儒张载那里,形(质、形质)和知觉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有关形的论述构成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宇宙原始的混沌之气必然发生聚散的分化和对立,这就使形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是对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妄之观点的直接回应。形的作用体现在形本身的作用和形所发之知觉的作用两方面。一方面,形的出现使得个体性和多样性成为可能,这是以形对气之聚散变化有一定程度的阻隔为前提的。另一方面,若要突破形的阻隔,除心要发挥所具的神之作用以外,还要重视形所发的知觉的作用,且知觉不仅有助于使人突破形的阻隔,还能承担起宇宙自我观照的作用,因而构成了人“为天地立心”的必要条件。     

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理论表现略论

本文以当时影响最大的丹法东派陆西星、伍柳派的伍守阳、柳华阳和龙门派的王常月几人思想为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了他们的＂三教合一＂思想特色,指出他们仍是继承了宋元道教南北宗思想,但更具有思辨性;在修炼法则上则进一步具体化,通俗化;在言语上也直截了当,少于晦涩难懂的隐喻。表现了世俗化的趋向。     

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形成的重视“个人”的 一股思想潮流,自清代中叶以来从地表消失,直到近代,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展 现 了现代性的“个体”观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在明清之际的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维护独 立性的个体、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深入分析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思想家的公私辩中对“私”的正当性辩护及其限度,可以发现,尽管私、私欲在某种程度上 被肯定,但并未获得独立性地位,相对于公而言,私仍然具有某种伦理之恶的属性;在群己 关系中,“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层面,并不具有 现代的个人、个体属性。从明清之际至近代,公私辩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公”是“ 私”的前提,“群”是“己”的限度,他们的区别在于各自致力于探寻达至“公私和谐” 的路径不同。     

“荀”、“孔”危机与中国近世精神纬度——从一个侧面看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必然

清末政治的内忧外患及文化思想上西学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礼教与伦理纲常。受过西方思潮与科学进步影响的近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危难并非晚清独遇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鼓吹维新,废除礼教,开启民智,振兴中国,成为维新君子的神圣职责。反礼教、排荀儒成为反封建专制首先揭橥的精神旗纛。此后,排荀思潮上升为反孔,直接引发了以“打倒孔家店”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宣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同时建构了以国家、平等、民主、自由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精神。     

明清之际的两种“公”的观念——从黄宗羲、王夫之比较的视角

明清之际天下之"公"的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基于明代后期"人欲"的伦理正名而有所发展。其在具体内涵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以黄宗羲为代表,认为存在一种客观实在的、作为资源的"公利","公"是对这一客观公共资源的共享;其二以王夫之为代表,认为"私"利是基本的社会现实和思考"公"之秩序的起点,"公"则是各个"私"利间协调和谐的状态。前者是作为"共"的公利共享的"公",后者是作为"通"的私利调和的"公"。这两种不同的"公"的观念体现在黄宗羲和王夫之关于井田论、封建论、君臣关系等领域的观点差异中。     

从一个康复"缺憾"个案看科学思维方法的意义

本文就一例截瘫患者从因分娩诱发患病,误诊误治到康复治疗实施的过程进行分析,通过总结在诊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失误与经验,讨论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如何正确建立科学思维方法以及利用科学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以达到提高自身诊疗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目的.     

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演进——从“四书”到《易经》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大致经历了曲折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即从起初利玛窦时期以孔子和先秦儒学的"四书"为主的文化适应,到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地理、历史、儒学的广泛层面的文化适应,再到最后白晋聚焦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以论证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同源性的文化适应。每个阶段的推动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每个阶段也都催生出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适应政策虽然最终受挫,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却不应低估。     

人物之际: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一个面向

本文从人物之际的角度探讨黄宗羲的"一本万殊"思想。黄宗羲从刘宗周那里接受了一个基本命题:"盈天地间皆气也。"黄宗羲的气本论在肯定人与物一气相通的同时,认为气化流行造成"万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从人物之别到人禽之辨,黄宗羲强调,人性区别于物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纯粹至善的不忍人之心。通过"心即气之灵处"的命题,一本万殊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从气到心意味着天地万物的一气相通从本然状态转变为道德明觉状态。另一方面,"心即气之灵处"意味着心与气的相互确证。心与气相互确证,这一点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认识论意义:气担保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同源性,而这一同源性进而担保了"人心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互吻合的可能性。     

从“理学别派”到士人佛学——由明清思想史的主题演进试论近代唯识学的思想特质

与朱学排佛不同,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兴起以佛教为助力,而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心学的复兴。阳明心学兴起的重要思想史后果,是促使士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个平视儒佛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是从理的本来性向心的本来性,亦即向不离于事的理的本来性的转换中赢得的①。如果抛开这一转换的思想实质,而仅就其思想模式而言,这种转换实际上也正是佛教华严学的思想模式向禅宗思想模式的转换。在佛教中,华严向禅宗的转换,是华严理论的必然。它意味着在佛境中实现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境界的理论性,已经完成了向禅宗即于一心…     

哲学史方法论断想——从春秋的“人”概念看孔子“仁”的思想实质

共谈七个问题。有无方法论的意义,未敢自必;因其不成条贯,故名“断想”。凡所不敢苟同的论点和方法,择要提出,附以已见,借便讨论,共定是非。其有称引时论,远失原意,以及持论错误等事,统希指正。     

从《易》“数”看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

《周易》的思维枢纽在"数",它是《周易》卦爻辞形式化、理性化的内在根据;通过《易传》对《周易》本经的语义转换和理论提升,《易》"数"摆脱原始思维"象数互渗"的神秘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范式。从内因说,"数"助推了《周易》古经文本的形式化、理性化;从外因说,又离不开《易传》对《周易》"筮数"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周易》数物相生的思维方式实与现代"大数据"原理相通。     

荀子论“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

<正>本文所欲讨论的主题是荀子对争(争夺)的认识,内容包括争(争夺)的根源、对象、类型及结果等等,并试图将此绾合在荀子政治哲学的范围内来加以了解。一米斯纳(M.Missner)在《霍布斯》一书中开始便这样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共处?为什么到处都是争斗、厮杀和死亡?为什么千百年来人类不断地在发动战争、彼此残害呢?(1)这大概就是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状态时为我们所呈现的问题意识,每个人为了保全自己而无休止地进行争夺乃至杀戮。霍     

从“女闾”看开放经济法制思想

“临淄三百闾”作为打破常规的“争霸”举措,在春秋战国时期别树一帜.管桓在设立“女闾”以求经济上的宏观调节和增加税收之外,在齐国以开放的法制理念,设立了一系列超越时代局限的经济条令和政策.在经济模式尚未成型的春秋时期,这种开放的经济法制思想,促使齐国把握了奴隶经济向封建经济转变的契机,从而在将农业生产迅速从战后的凋敝恢复的同时,形成了齐国颇具侵略性的经济模式.并通过运用齐国的优势产品和金融政策,将诸多邦国变成了齐国的市场,为齐国“一匡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因果俱时”思想看《成唯识论》的种子起因论

正"因果俱时"是唯识学的特色理论,在《成唯识论》和《摄大乘论》等经典中有相关表述,为之前的佛教学说所不具备。《成唯识论》共十卷,为护法等造,唐代玄奘翻译。又称《唯识论》、《净唯识论》,其为《唯识三十论颂》的注释书,是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世亲作《唯识三十论颂》之后,以护法为主的唯识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论颂》各作     

“中国哲学”何以正当的最早论说——明清之际西人之证言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西思想文化首次发生全面而直接的对话,其中的重要产物之一,是"中国哲学"之名的最初建立。从"中国哲学家"到"中国哲学",是耶稣会士学问的推进,并凸显出"人文"和"理性"的面向;从"中国哲学"到"中国哲学史",则开始有自觉的方法论反思,进而开启了成为一门学科之可能性。这是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哲学"的认定、理解和研究之最初历程,也就构成了对中国哲学正当性最早的充足证言。"中国哲学"是全球化进程中成立的一门新学问,其实质是"哲学"进入"中国叙事",它深入参与到了四百年来人们对普遍性哲学的思考,而且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从后果论看儒墨会通的一个可能

通常,墨家被看做功利主义,儒家则被认为反对功利主义.本文提出,儒家虽然不是墨家的那种功利主义,但就其强调后果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是善的依据这一点而言,儒家与墨家都可以说是一种后果论.通过对孔子、孟子经典文本的分析,儒家与墨家在义利观上相同之处远远超过人们想当然以为的不同.儒家跟墨家一样,都欣赏"老谋深算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