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当性的四重根

本文通过梳理正当性在政治哲学史上的流变,指出在概念结构上,正当性都必然包含四种结构性因素:政治正当性一方面有其客观面向,即要符合某种规范乃至客观的标准,另一方面有其主观面向,即包括被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表达;就其理论效果言,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使统治者拥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使被统治者负有服从的义务。这四种结构性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正当性理论中存在诸多组合可能,举凡研究政治正当性都无法脱离这四重根的基本架构,从这四个因素入手研究政治正当性将是一个再适切不过的突破口。     

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成国家即确立国家的正当性,就是要表明至少存在着道德上可接受的国家或者从明智角度而言可取的国家。国家的合法性指国家所持有的一套针对其具体公民的复合道德权利,这种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不同于非常成问题的韦伯式合法性概念。评价国家的洛克式进路严格区分了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将二者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认为这两种评价都很重要。相反,康德式进路则用同样的论证来支持国家的正当性与国家的合法性,它根据人们所应该选择的东西而非人们的实际选择来评价制度,是一种非个人性的评价方式。康德主义者对自愿主义的忠诚是半心半意的,他们试图把对国家的一般性评价作为唯一的制度评价范畴。所有现存国家都是不合法的,但国家却有可能是正当的。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同于国家具体行为的正当性,现存国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意味着公民对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     

善与正当性: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

文章从善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来探讨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区分了作为事物之属性的善与实体之善,认为在孟子那里善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范畴,分析了善内在关联于人与世界的意义创生的深层含义;考察了正当性的双重意义,即个人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和政治领域内的正当性,指出孟子并没有将这两者加以清晰区分;并且指出善更多地具有作为整体的实质的价值意义,而正当则更多地是一个单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概念,并且往往带有较强的形式色彩,其基本含义与一定的原则、规范相一致。在上述区分和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初步厘清了善与正当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孟子是如何将具有形式意义的正当性加以落实的,最终得出正当性从客观的天命落入行为主体的理性自觉之自主性中的结论。     

道德哲学中的证成问题

道德哲学中的证成问题分为两个层次:道德内部的证成和对道德的证成。规范的道德理论回答一阶证成问题,它提供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标准,而不是一般的决策程序或生活指南。作为道德理论主题的行动不属于特定的实践方式。第二个层次是对道德本身的证成,涉及对道德本性及其权威的理解,这个层次的工作属于通常人们所说的元伦理学。必须将对道德的证成和对道德的说明区分开来。     

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

在晚清和民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发生过重大的历史转型.在经历传统正当性危机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逐步重建新的政治正当性轴心.新的政治正当性以"去道德化"为时代标志,以世俗化的历史主义目的论为知识背景,确立了三个重要的正当性轴心:自由之正当性、民主之正当性和富强之正当性,并分别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三种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从天理到公理,再到潮流,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逐步失去了超越的和客观的性质,走向历史的和心理的主观意向.与此同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也有一个从善(德性)到权利(自由)的转型过程.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

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法律与道德的主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而道德的法律强制、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则是其中的重要问题。[1]在我国,表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确证在学界的主流观点中已通论达识,好像无须多论,实则道德法律化的语义含义及其正当性理据,仍有细论之必要。一道德法律化疏正“道德法律化”的术语,尽管在学界及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其内涵仍需廓清。从目前学界流行的主要观点来看,基本是在立法的意义上,将道德法律化理解为把最基本的道德规则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制度。“道德法律化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借助于一…     

重叠共识究竟证成了什么——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现实稳定性的追求

重叠共识既是对正义原则稳定性的论证,也是证成正义原则时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环节。但许多人认为这两个目标是无法兼得的,应该把重叠共识只理解为对正义原则道德正当性的证成,而非对其现实命运的考察。这种观点既误解了罗尔斯最根本的问题意识,也不能真正解释正义原则在道德上的正确性,因此是错误的。重叠共识最终证成的,其实就是正义原则在现实社会中的稳定性。     

论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从不同视角对政治正当性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程,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人类政治同"善的生活"逐渐统一的历程.政治与"善的生活"的联系,在历史、法律和价值三个方面得到不断揭示和深化.政治的正当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应该获得其成员承认的价值根本,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它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家与公民有效结合的基础;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对谋取"善的生活"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决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变更和形式.     

论罗尔斯对Rational和Reasonable的区分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明确区分了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概念。rational和reasonable的区分主要体现为理性之人(rationalpersons)和明理之人(reasonablepersons)的区分。理性之人会运用理性去选择合适的目的,择取达成目的的有效手段,并努力抗拒各种干扰和诱惑,坚定执行理性反思确立的目的和手段。理性之人包含工具理性、目的理性以及意志力这三个维度。前两个维度主要关涉认知的事情。明理之人体现在认知和道德这两个维度。明理之人能够认识到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面临的各种认知上的挑战,能进行合理的推论,且只认同合理的学说;明理之人具备起码的公平感,不是利己主义者,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能面向他人得到证成,希望以人们无法合理拒斥的公共理由来证成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明理之人与理性之人在认知的维度上具有相同的含义,可以互换,但在道德的维度上则有所不同。明理之人必然具有道德感,必定不是利己主义者,可理性之人在这点上却具有不确定性。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论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国家观

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里,存在两种理解国家的方式,分别为形而上学国家观与现实主义国家观。形而上学国家论与现实主义国家论作为两条阐释路径,一直在政治思想史中存在着,而且以相互斗争的方式纠缠在一起。霍布斯把国家与主权者做明确区分,强调国家本身所具有的意志性与人格性,明确体现了形而上学国家观。霍布斯的利维坦并非指称具体的主权者,而是国家。霍布斯引入授权与代表概念也说明了主权者只是国家的代表者。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国家观不仅重塑了人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也可以弱化其政治哲学的不宽容形象。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变革及其理论效应

黑格尔在其现代理性国家建构中，虽然强调以普遍性为根本原则，但并没有忽略主观自由的重要性。部分西方学者以此质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要回应这种质疑，关键在于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国家普遍性的不同规定。黑格尔赋予国家神性基础，强调国家的普遍性源于客观意志，是自在和独立的普遍性。马克思则基于人民的立场提出国家的普遍性是人民类意志的客体化。对于如何将国家普遍性收回人民自身，马克思早期的解决措施经历了由真正的民主制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这种转变与马克思对人民的普遍性由先验的逻辑设定到物质生产的现实证成有关。经历这种转变，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国家取得独立性假象的物质根源，而且使普遍性生成的主体由精神转变为无产阶级，找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使普遍性回归人民的现实路径。     

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康德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吗——评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式解读

在功利主义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功利主义式解读的倾向,在当代,此种解读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伦理学家R.M.黑尔。这种功利主义式解读在于功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康德对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的区分及对客观目的的强调,从而将行动和行动者道德属性的理解局限于主观目的。这种分歧又体现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分别代表着两种实现道德准则普遍化的方案。事实上,康德所代表的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契约论传统。     

简论近代政治的正当性: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例

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是西方政治理论两个最悠久的传统。霍布斯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在“利维坦”中建立了这两种思想方式的结合点。自然权利是利维坦的核心,从而也是近代政治正当性的基础。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论政治义务及其证成

公民的政治义务与国家的统治权利相对,是一种道德义务,不同于法律义务.政治义务问题是一组相关的问题,以公民为什么有服从义务为中心.义务与责任的区分对于政治义务问题意义重大.各种证成政治义务的进路都有问题,这把我们推向了无政府主义.     

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边界

从人类与动物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与价值秩序、人类与动物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三个角度可以厘清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关系的基础;以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结果正当性作为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评价标准,能够为人类利用动物提供道德正当性辩护;以人类生存原则、人类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人类有限发展原则作为动物利用的伦理边界,可以为动物利用的实践提供明确而有效的理论支撑。     

国家的政治本质与政治的道德基础

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它们缺乏对国家功能的正确认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的出现是必然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的政治必须具备道德基础,而“互利”“相互性”和“公道”模式在提供按正义原则行事的主观动机方面都有其局限。应该从国家作为最高伦理实体的角度走出契约论正义观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