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论儒学在近代的命运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但是, 到近代, 儒学和孔子却接连遭到冲击, 以至儒学最终走向衰微。这决非偶然, 而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本文拟对儒学在近代逐步衰微的过程及其必然性作一概述。一在中国近代, 最先公开冲击孔子和儒学的是太平天国。早在金田起义前, 洪秀全便编造了一则亵渎、攻击孔子的神话故事。而太平军在从金田北上的途中, 一路上捣毁孔庙, 焚烧儒家经典和其他古代典籍, 在南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反孔反儒、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狂飙。无独有偶, 在太平天国反孔的同时, 它的敌…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试论子夏对儒学的贡献

子夏是孔子晚年较为杰出的弟子之一.他不仅在传播儒家经典方面贡献卓著,而且对儒家思想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子夏对儒学的贡献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子夏传播儒家经典,对儒学的稳固以及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二,子夏对于儒家思想的提炼、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人文理念乃至治国方略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其三,法家源自于儒家,在从儒到法的发展进程中,子夏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承启作用,并为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政治实践的落实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与儒家治国战略的融通

兵家与儒家虽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其立论的目的都是治国安邦，这使得他们对治国战略的论述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这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盂、荀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兵家和儒家治国战略的共通性为后代整合兵儒学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就充分体现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论傅圣泽的“尊经重孔”思想——以《傅先生辨析儒理》一文为例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中文文献《傅先生辨析儒理》一文,为来华传教士傅圣泽对儒家义理解读之作。其中重点以"儒理"、"天"、"上帝"为核心话题,引用中华传统经典诠释了祭祖、祭孔等礼仪问题;并且以问答的方式对颜铛主教针对儒家义理中的诸条疑问做了解答。文章核心问题不离"礼仪之争",可以看出传教士内部同为"信仰输出"却对中华传统经典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傅圣泽深入到儒学内部,别经传,区分孔子与汉儒、宋儒的区别,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以及孔子思想的理解而深化"儒耶对话";且对儒家思想的诠释进路由"中西互释"向"以中解中"转变,进一步对儒家学说做本土化、学理上的分析,从而试图实现深层次的儒耶融合。     

陈景元儒道关系论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意蕴

在儒道关系问题上,陈景元从本末体用角度出发提出了道本儒末与道体儒用两层关系模式,在对儒学思想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站在自家文化的立场上对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意识地选择和融通。这种儒道融通思想在陈景元的思想中具有政治意蕴,他主张以自然无为之治道精神来规范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纲常名教,对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互补性地思想整合。     

耶儒互动中洪秀全和孙中山的“新旧之辨”

从耶儒互动的角度来看,洪秀全与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领袖,都在应用基督教或儒家的思想武装民众,力图去旧更新,但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洪秀全是"新瓶装旧酒",基督教对他来说不过是用来包装民间宗教与皇权专制这些"旧酒"的一个"新瓶子",不旧也旧;孙中山是"旧瓶装新酒",儒家对他来说可以成为一个容纳"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这些"新酒"的一个"旧瓶子",不新也新。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简论韩愈、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本文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类案例进行探析

汉代“以孝治天下”,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以孝人律”的强制措施,极力推行儒家孝伦理,孔子原始儒家之孝论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儒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