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论戴震伦理学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引领

戴震改变了清代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研究学风,他以考据为手段,发掘儒学经典中圣贤立言之意,体贴出一整套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视情欲的伦理学。在戴震由实而虚的伦理学研究理路的引领下,乾嘉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义理学专著,显示了清儒建立新义理学的努力。戴震循着"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的哲学思路,认为"理"指事物的条理,而社会中的"理"存在于礼仪制度之中。戴震"理存于礼"的思想直接启迪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戴震以"血气心知"言性,坚持人性一元论,并认为人之情欲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可以节,不可灭。戴震重视人之情欲的观点得到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的认同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学派。     

试论张惠言礼象解《易》的学术创新

以治礼学和易学为务的清代学者张惠言,受启于郑玄以礼解《易》思想,确立礼象解《易》的治易视阈。这一视阈体现着张氏易学研究上的一定创新。其一,视阈确立本身同其以礼治进路创新清代实学形态的课题分不开;其二,礼象解《易》本身是对义理解《易》所注重的对形上之理进行玄解之治学方法的一种"解放";其三,礼象解《易》本身也是对郑玄易学的创新。总之,经过综合创新的张氏易学以虞翻消息说取代了郑氏爻辰说,以阴阳二气的消息归正实现宇宙社会秩序,并把体现为宇宙秩序的"天地之序"作为礼治的天道基础和治理典范,以这个基础和典范贯通礼学和易学,把易象诠释成礼象,以更好地开显《易》书里的"推象应事"的礼治智慧。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荀子礼学新论

与孔子的礼学相比,荀子的礼论的内涵与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其天人观的演变导致了礼的世俗化,其国家观的演变导致了礼的功利化,其人性论的演变导致了礼的外在化。同时,他借鉴先秦名辨思想对于礼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论证,将礼的本质定义为“分”与“别”。在现实作用上,苟子突出了礼以别异为基础的名分界定功能,这与其尊君思想相结合,使得礼政治化和形式化。在此基础上,苟子摄仁归礼,重新规定仁、义、礼的关系,导致了儒家道德观某种程度的异变,并使得原始儒家以强调伦理双方间相互性道德义务的五伦思想,开始转向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服从义务的伦理观,构成了从原始儒家的五伦到后来三纲演化的一个中间环节。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荀子的“仁本礼用”论及其当代价值

<正>大家基本公认孔子创立了仁学而孟子继承之,但对荀子是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就认识不一了。一般认为,荀子继承的是礼学,甚至将荀子的"隆礼重法"归入法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辨析。一、继承孔子,仁本礼用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由其弟子后学继承发展的仁学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构建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刘逢禄之“例”学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孔子仁礼关系新探——以“德性生命”为视域的考察

仁礼关系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重要且基本的问题。孔子之仁有情感之仁与境界之仁两重核心意涵:情感之仁即以"亲亲之爱"为内核、以"爱人"为普遍表征的真情实感;境界之仁则是统摄礼、义、智等德性的"全德"或理想人格。在孔子那里,首先,礼以情感之仁为本,礼既内发于情感之仁,又以情感之仁的安顿为本质;其次,境界之仁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而呈现,此即礼内化于生命、内化为境界的过程。由礼的内发与内化可知,仁与礼之间是互动性、构成性的关系,一体化的"德性生命"由此而得以成就。     

《“圣人”的退场: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人格论》出版

<正>蔡志栋著《"圣人"的退场: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人格论》一书于2016年8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晚清以降,作为古典理想人格形象的"圣人"加速衰落。新的理想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和先秦思想的关系如何?仅仅是排斥吗?抑或藕断丝连?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家思考的重要问题。该书紧紧围绕中国现代思想家述及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人格的文本展开论述,兼顾时代和思潮,采取结构化、问题化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的道德内涵、理欲之辨、义利之辨、群己之辨等角度切入对道德自由的阐释,展示了"圣人"衰落过程中自由人格形象百家争艳的局面。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从象山三解“艮背”看其心学义理之展开

象山之心学,可以其三解"艮背"之说为纲,来揭示其义理的具体展开。其一解乃是批判伊川所解"艮背",实则初步提掇己学之规模;二解乃借批判程朱欲起说从而全面展开其心体,在本体论上去程朱道体直贯性体而代以直贯心体,否认性体之存在;在欲起说上截断程朱"天理—人性—心感物—情欲"之体系,而代以病在人心之说;在工夫论上以"辨志(义利之辨)—复本心—辨志(立其大)"之体系取代程朱"变化气质"之说;三解则以"任理"对其独任心体之弊予以修正。     

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

1906年,刘师培撰作《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首度提出并论述"六经皆礼"说,至其弟子陈钟凡所著《经学通论》(1923)、《诸子通谊》(1925)基本证成。陈先生推论的基本思路为三条:从思想发端上看,诸子学说均由礼学衍生;追溯六经之本原,皆因于周初制礼;抓住礼,可得中国学术之根荄。这一思想在清代有着广泛的学术基础,其直接发轫于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其远源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将五经推导至"《易》为之原"。近百年来,延伸"六经皆礼"说者不乏其人,主要包括一从宪章法制层面,如章太炎、陈顾远等,二从公私礼仪层面,如戴季陶、沈文倬等,三从生活观念层面,如马一浮、邹昌林等。     

从王阳明“精一之学”看其三教观的四个维度

王阳明曾经一再地把自己成熟时期的思想学说称为"精一之学"。从王阳明的"精一之学"的视角看其三教观所呈现的异端之辨、是非之辨、内外之辨、人己之辨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具体展示了王学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旨趣。进一步而言,它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和本位意识,对文化的普遍性与个性及地方性的关系的思考,不但为王阳明自身解决了其以良知学范围三教、归宗于终极认同的"精一之学"这一至圣大全之学的合法性难题,而且也为从一般性的角度较好地处理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值得吸取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正负方法与心学重构——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阳明学

冯友兰先生以"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建构了新理学体系,相较于对朱子学与禅宗的肯定,阳明学在其中却受到忽视与批判,原因在于:从"正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因缺乏概念辨析而思想朴素,"心即理"命题悬置了形而上的理世界;从"负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对实际多有肯定,与注重空灵的"负底方法"相悖。因此,如何接着新理学讲的问题,便归于如何以正、负方法重新理解阳明学,揭示其合理性,呈现其价值与境界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说明:(一)阳明学以概念辨析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并非朴素思想;(二)阳明学"心即理"命题是朱子学"性即理"命题在认识论上的体现;(三)阳明以"负底方法"对形而下的人伦事务,进行形而上意义的肯定,从而呈现日常践履中的圣人境界。     

从心理学角度再析理学中的理欲辨

理可总称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从表现形态上看,欲是比情更为激烈的心理活动：欲具有促使人行动、情产生和“生百善”等方面的功能,人欲则具有“诱人为不善”、“害吾心”、使情变坏和损害身心健康等作用。理学中的理欲之辨也可看作是关于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待二者的态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