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史学与历史形上学

孔子重史的思想性格,对传统史学的形成,或者说中国史学的儒家化,关系深远。《春秋》与《论语》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基本文献。撇开《左传》不论,《春秋》经的编年体裁,及寓褒贬于其中的修辞方式,构成史学的基本坯胎。而《论语》对三代事迹与礼制的评点,则赋予历史以灵魂,直接塑造了《史》《汉》的精神基调。然而,理解传统史学的成就与特质,不能停留在具体经验层面的论述上,还要揭示它背后的形上学观念。其中,时与名是两个重要的观念。时与时序、世代相联结,奠定了有统绪的知识模式;而名则让观念从经验中超越出来,形成一种既存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之上的价值体系。时使历史成为知识,名则赋与历史以道德。具体的历史评判或会调节,但历史的大事业不会动摇。     

《老子》道论的形上学诠释

<老子>的道论哲学兼有本原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含义,还体现着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用一原"的思维方式.老子尚未完全摆脱上古宗教神话意识的影响,他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最古老"、"最神圣"的"母性"存在,导致了他的道论包含了本原论的内容;另一方面,老子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他本人那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将他的哲学带入了高度抽象的理性世界,使得他的道论具备了本体论的特征.老子的哲学是"哲学"的,但不一定是完全"逻辑"的,但对于已经习惯于用概念和逻辑把握世界的现代人来说,则不得不用清晰的概念与逻辑去接近老子那终极性的"道".     

孔子的仁学形上学

孔子所处时代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所谓“礼坏乐崩”。它包含三方面的义蕴：一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私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逐渐变革着“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如“私田”的增多和扩大食着“公田”,以及三桓四分公室,“公室”的生产资料逐渐被瓜分。二是新兴阶层有意无意地破坏着为维护当时宗法等级名分所制订的礼原典章制度,如孔子批评季氏“八份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价》）。三是观念的转变,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如价值观念上重功利主义,各国都图谋尽快富国强兵,以便…     

孔子的仁学形上学

孔子所处时代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所谓“礼坏乐崩”。它包含三方面的义蕴:一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私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逐渐变革着“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如“私田”的增多和扩大,蚕食着“公田”,以及三桓四分公室,“公室”的生产资料逐渐被瓜分。二是新兴阶层有意无意地破坏着为维护当时宗法等级名分所制订的礼乐典章制度,如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三是观念的转变,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如价值观念上重功利主义,各国都图谋尽快富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宋明理学形上学追究的理路

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模式或路向,基本上承袭来明新儒家对于传统形上学本体论（存有论）追根究底的思考。理、心、气作为形上学存有,是存在者的存有,而非实在的存有。依据我们对于宋明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批判,笔者试图从道德形上学和形上学本体预设中超越出来,即从宋明新儒学对于根、底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而转向对根、底自身的理论思考和为什么追、究以及如何追、究的探讨。这对于弄清现代新儒家的思维路向或许是有益的。作为根、底自身的理、心、气成式、良知、物是什么,如何存在？在新儒家哪里,道德形上学的本质,即其所是,应该…     

宋明理学形上学追究的理路

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模式或路向,基本上承袭宋明新儒家对于传统形上学本体论(存有论)追根究底的思考。理、心、气作为形上学存有,是存在者的存有,而非实在的存有。依据我们对于宋明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批判,笔者试图从道德形上学和形上学本体预设中超越出来,即从宋明新儒学对于根、底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而转向对根、底自身的理论思考和为什么追、究以及如何追、究的探讨。这对于弄清现代新儒家的思维路向或许是有益的。     

道德形上学的当代思考

道德哲学需要注重形上和形下之间的互动、理论和历史的互动,同时,也离不开新概念的生成,在这些方面,樊浩教授的工作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从历史的层面看,在关注康德哲学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黑格尔的哲学。就对人的理解而言,辨析理性与精神构成了重要的方面:单纯地关注理性,往往仅仅偏重于人的精神的一个方面,由此不免导致对人的理解的抽象化、片面化,反之,肯定精神本身的综合性形态,则可以引向对人本身的具体理解。同时,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归根到底要走向实践,精神则从内在的方面为走向实践提供了某种动因。在此意义上,樊浩教授对黑格尔哲学的注重以及对精神的关注无疑有其理论意义。当然,以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和构架而言,樊浩教授提到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个环节,并且认为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位一体,构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与构架,这一进路尚存在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论章学诚的学术渊源

<正> 历史,包括思想和学术的历史,都是人类世代的延续和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一个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任务。生活于清代乾嘉盛世的章学诚,在学术事业上,自然深受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薰陶,有其深厚的学术渊源。弄清这点,对剖析章学诚的思想很有意义。     

人类道德的历史形态论析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理解道德历史形态的钥匙。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都是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得出的正确结论。相应地有道德发展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三形态论更符合道德的内在精神。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现实社会主义道德处于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单子式的道德发展阶段,虽然其起点比当时资本主义还低,但社会主义道德以其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政治制度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为落后国家摆脱整体性道德、超越单子式道德、建立和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型道德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

《易传》为道德的存在提供了形上学依据 ,其中的“尽性至命”是对传统的道德功利论的突破。《易传》是《春秋》乃至整个孔学的理论基石     

山西道教历史发展特点析论

道教在山西的传播,经过北魏寇谦之改革道教之后得到迅猛的发展。隋唐王朝对山西道教大力扶持,使山西道教渐呈兴盛之势。宋元明清以来山西道教发展连续不断。山西道教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四大特点,即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道教人物的众多性、道教场所的普遍性、道教艺术的多样性。     

章学诚论《管子》发微

章学诚言《管子》书春秋有之，观其多存春秋之典章，可知实斋此论合理。《苟子》、《韩非子》之成书当均参考过《管子》文本。《管子》书乃后世习管子法者所缀辑，非管子自著，此关古人著书无私著之理。《管子》书其学术主旨当为法学，后人言归人杂家者为非。刘向、刘歆把《管子》人道家，当与其家学背景相关。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中国古代形上学中数字观念的发展

数字观念的源起很早,《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头,自先秦经两汉至宋明,数字观念问题意识有较大转变．先秦思想家以数字观念解释万物的生成,建构其宇宙观．汉代数字观念继续朝向神秘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以卦气观念为核心的思想影响所及,几无处不在．为回应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宋明儒者注重以数字观念建构形上学,既运用数字描述形质世界的秩序和意义,又处处强调数字所表述的形上本体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宋儒的数字形上学和汉儒的数字观念有若干传承的关系．     

陆希声《道德真经传》的形上学

中晚唐时期的著名哲学家陆希声的《道德真经传》,在对老子哲学的诠释中,提出了一个内容纯粹的本体论哲学系统。这一认识主张不仅继承发展了王弼与成玄英的思想成果,而且使本体论哲学的精神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光大弘扬。     

章学诚《易教》篇与六艺一体论——兼论易学与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章学诚的学术精神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贯通,二是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周易》的贯通精神来总论文史,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六经皆史,亦即六经皆礼; 文由史出,故六经皆文; 易象包六艺,故六经皆象。"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经皆器,皆为道之用。道不离器,器随历史而变,道也是不断完善的。即器以明道,六经显现的是古代先王之道,应当贯通一体来认识,方可得古代道术之全; 而后世欲明治道,也要本此贯通精神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方为史学明道经世之学术目的与精神之所在。     

“境界形上学”的初步形态——论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首倡玄学哲学是本体论之论,并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上从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汉学执滞于经验,“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     

作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的早期儒家形上学

早期的儒家形上学可以看作是努力揭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的一门学问。它基于一种多维度范式,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对人类本身及其周围世界更为全面的认识。《中庸》提出,道德提升(我们称之为"意识进化")超出了可观察到的存在领域,并揭示出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对那些寻求儒家道德提升的高目标——成圣的个体们的必要性。《中庸》也可以作为人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技术指南。如果这一结果能够得到回应,而且有意于此的任一个体皆可达此境界,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经验层面的工作,儒学也就相应地可以归入科学的领域。这一与天合一的复杂的道德提升过程与境界,基于人的道德修养及宇宙情怀。道德修养与宇宙情怀是人类意识进化的必要条件,而"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宇宙道德是整个宇宙运行的主要支撑。宇宙道德在此被界定为超越人的世俗存在的一种道德体系。文中参考了意识学中的一些可与类比的概念。由巴西医师瓦尔多.维埃拉所创立的意识学,是研究人类意识——也涉及人性或智性之理——及其所有的多维度表现的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