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格物”说?——基于楚简《民之父母》的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楚简《民之父母》中孔子"五至"说的内在理路,并进而考察其在先秦儒学史中的理论定位。理解孔子"五至"说的关键在于"志"字,本文据《左传》"六志"将其理解为好恶喜怒哀乐。"五至"的基本理路是,物至于心,则好恶喜怒哀乐之志感物而动,志待习礼、以礼为节制而后定,以礼节之之志最终发为与民同其乐、哀之情。这种由以礼定志而养成的仁心推扩于民、与民同乐同哀既是恕道的表现,也是为民父母的君子爱人之仁的表现。孔子的"五至"说以如何节制君子的好恶喜怒哀乐为基本问题意识,而强调了礼之于节情、修身乃至治人的重要性,其思想可以理解为《大学》"格物"说的源头。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论民之好恶

不同于诸子时期的其他各家,儒家致力于关注民的好恶之情并与民同之。通达民情中的"与民同乐",并非是指顺着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去放逐,而是表达出儒家体恤百姓疾苦的政治精神,亦即"视民如伤"的政治传统。民有好恶之情,就需要顺应民情而引领民之好恶,民未必知之,却并不妨碍由好善恶恶而行。"民可使由之"追求的是由好善恶恶之情,由此确保"可使由之"者一样可以追求一种良善的生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荻生徂徕的孔子观——从“圣人”到自画像

随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中国儒者推崇孔子的传统也随之传入日本。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却与其他的儒家学者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孔子观。由于徂徕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凭借私意来判断孔子是否为圣人,只好随众一起姑且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所以徂徕认为孔子是"传礼者"或传道者。而徂徕认为自己同孔子一样也是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即当时的日本,所以徂徕也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加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同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徂徕也以日本的孔子自居,即将孔子作为自己的自画像。     

不可言说的困境与张力:孔子天命、鬼神及生死观探析

天命、鬼神及生死观构成了孔子超验世界的基本内容。其中,"天"是孔子超验世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孔子看来,上天不言,以自然征象表达天命意志,为人者应仿效上天,则天而行。天命是孔子的精神信仰,是他生命的源头活水,坚信"天生德于予"的孔子,始终保持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并为之奉献一生;鬼神世界是孔子超验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心期"与盼望的对象,但其鬼神体验却难以名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而远之",从而避免了人对鬼神在情感上的执着和实践中的迷恋;孔子坦言生死,却悬置彼岸,他不谈死后世界,由此决定了其思想的非宗教性;"亲而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超验世界的和解。     

郭象对《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再塑造——兼论“寄言”与“出意”的间距性

庄文中,孔子是方内之人,不同于道家之方外之人,外内不相及,崇方外而贬方内。郭象注文中,孔子是"游外以冥内"的圣人:一是孔子以无心无意无情的山林之心,行仁义礼法等世俗之事,即"无心以顺有";二是孔子既能游于山林又能游于世俗,是无待之人。郭象以"寄言出意"的理论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庄文之言辞是寄言,寄言之义即庄文之义;出意,是庄子述作之大意,即庄子之意。寄言与出意之间有"间距",这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障碍,但也有利于解释者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此即郭象所谓"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

相比于墨子以"明鬼"这一主题用许多篇幅构建绝对的鬼神信仰来说,上博楚简第五册中<鬼神之明>对鬼神之"有所明"与"有所不明"的言说则篇幅很小.虽然如此,但它却提出了一个既不同于墨子也有别于孔子的颇有特色的"鬼神观".这一"鬼神观"在肯定"鬼神"存在的前提之下,揭示了"鬼神"在施行赏罚上的盲点和不一贯性,这是对孔子儒家和墨子信持鬼神能够普遍"福善祸淫"或者善恶因果报应观念的一个明显修正,称得上是存疑的"二重性"的鬼神观,从而为东周子学的"鬼神"观念增添了新的色彩,甚至可以说由于这种"鬼神观"的出现使东周的鬼神信仰呈现出了多样或多元性的局面.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从"三代"宗教到东周宗教所发生的具体转化.在此,我们关注的是<鬼神之明>"鬼神观"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东周鬼神信仰世界中的位置.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孔子敬事鬼神原因新探

孔子相信并敬畏鬼神,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出身、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社会转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整个社会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崇敬鬼神的气息。同时,孔子又是殷遗民,受到殷商"尚鬼神"文化的影响,而儒本身也起源于殷商,并主要从事相礼、祭祖、事神等活动。这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着孔子的鬼神观念,使得孔子不仅没有否定鬼神,还始终以敬畏的态度对待鬼神。     

孔子“小人难养”说诠解

《论语·阳货》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少人据此论定孔子轻视妇女、鄙视小人。事实上,这种看似再无疑义的理解,事实上却与孔子思想相悖。在重新考察"养"字本义,并参验《尚书》《逸周书》尤其是《孔子家语》等相关记载后,我们认为此语系孔子承袭周代"敬德保民"理念,为其重民、爱民思想的重要体现。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学习孔子思想心得

只要一接触孔子思想,无不为其博大精深所感动,进而被吸引。为人为政,内圣外王,皆囊括于其中,而其-以贯之的核心则是"仁",其基本特点是教人"奋进"。不但个人需要"奋进",一个集体、民族、国家也需要"奋进"。讲"奋进",就要不讲迷信,不信鬼神,不信天命,而要靠不懈?..     

孔子民本思想的返本开新

"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三代治国理政的经验传统,孔子的民本思想就是对这一治政思想和实践经验的返本开新。它以安民固邦为目的,以敬民、信民、宽民为指南,以养民为实务。养民的根本方式是富民和教民: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以藏富于民为旨归,必须以"养民也惠"为准则,根本举措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敛从其薄"和"使民以时";教民就是育民德,必须以"使民也义"为准则,基本任务是训练民"敬""忠""信""义"。富民和教民并举所达及的实效,就是"民归其厚"。     

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CSSCI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理论缺失

本文以江户古学派中的伊藤仁斋为研究对象,在仁斋批判中国朱子学的视域下,探讨古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其中,朱子学中的太极、天理、理气、心性等"形而上论",为仁斋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面对朱子学的庞大而细密的思想体系,仁斋虽以"道为人伦之道"为立论之基,试图完全解构朱子学的"形而上论",但在此过程中折射出其古学体系在哲学层面的理论缺陷,凸显出仁斋的理论困境,而这一理论困境正是江户儒者的共性。从这一层面考察,它对全面理解仁斋的古学思想,当有所裨益。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

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特质。龙场悟道后,阳明以"心学"为其致学方向。心学也就是身心之学,它是以"心—身"作为整体结构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好善恶恶"之情连结心、身,是促使心体的道德原则落实为身体实践的关键和机括。与此同时,阳明以"有无"论其学问宗旨,这个特性在"不作好恶"与"有无相合"的关系中也典型地体现了出来。在阳明心学里,"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每一层意涵都关联着并指向着有无相合的理想之境。     

孔子与陈王

把孔子和陈涉联系在一起,自司马迁始,且与“汤武革命”相联,说明秦汉之时,孔子、陈涉在历史上的地位提高了。孔子后裔孔甲收拾礼器诗书、投身陈涉起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孔子“兴周道于东方”的理想。这也正是孔子与陈王的内在历史关系与政治思想关系。在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的情况下,想应公山弗扰之召而去费,后未成而去鲁,就是为了“兴周道”。孔子由季氏授权而取得在鲁专权“当国”,说明孔子一贯关心自己的出仕,以图实现理想。而孔甲等人的投奔陈王,正是遵孔子之遗教。陈涉首事而其所立各地将师竟亡秦,故司马迁以陈涉、项羽为受命之主,与刘邦合而为三,上比汤武、孔子,非为偶然。古代中国同世界各地古典文明时代一样,有许多改革家与独裁者相结合的历史人物,孔子与陈涉皆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条件成熟时就成功为伟大的革命家,陈涉、项羽、刘邦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