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     

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

中国经典西传,传教士功不可没。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四书五经的英译,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西译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传和西方汉学的发展。而早已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汉语佛教     

《论语》英译的当代价值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与思想的重要典籍,其译介与西传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给欧美各国的文化与文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在概述《论语》及其英译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讨论了该典籍英译的当代价值,指出《论语》英译研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典籍英译以及教育的全球化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助于助推中华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拉丁文版初探

罗明坚所著的《圣教天主实录》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文献,这份文献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文化西传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收藏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罗明坚用拉丁文写的《仁义礼知信》,不仅包括了《圣教天主实录》的部分内容,还包括对中国的简单介绍。通过对这份拉丁文文献的作者、文献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份文献首次向西方介绍的中国内容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罗明坚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奠基地位和他在中学西传上的开拓性贡献,同时,揭示出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内在关联性。     

从理雅各的英译《易经》试谈《易经》的翻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

明清之际"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黄氏在其名著《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中提出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由此建立了以"理为气之理"与"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颐关于《周易》道体的深度发明——以王弼、孔颖达道论为理论环节

程颐理学的哲学法眼,无疑就是程颢所标举的"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然而学界关于二程尤其是程颐的天理是如何体贴出来的观照甚少,因此深化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程氏易学与理学的研究而言,则具有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程颐易学与理学的哲学逻辑架构的深入分析,可以透显出天理本体地位及其核心内涵的理论赋予源自于程颐对于《周易》道体的深度发明:一是"无形只是道"的理论界定,二是"性命之理"的本体发现,三是"道二"的哲学开新。由此,程颐理本论逻辑框架获得源头活水的理论支撑,《周易》道体亦得以高度的哲学活化,易学与理学融为一体。     

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第三部曲”——评陈谷嘉教授《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正继《宋代理学伦理学思想研究》《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产生很好的反响后,陈谷嘉教授的新著《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于2015年10月在湖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书稿完成于陈教授八十华诞之际,是承续前两部理学伦理思想研究专著,可谓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第三部曲",实为难得。一、以"变"概括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的总体发展特征及其规律在《宋代理学伦理学思想研究》中,陈教授提出     

基于四个英译本的《周易》复译动因研究

《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但国内对《周易》的译介研究仍不够深入。本文选取理雅各、贝恩斯、罗志野、傅惠生翻译的《周易》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对《周易》复译的内在动因进行多维度探讨。本文发现:第一,四位翻译家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周易》进行了复译。第二,观照解构主义理论,《周易》英译作为语际翻译亦是一种延异、印迹、播撒、增补的过程,而这正是《周易》复译行为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源头所在。第三,由于《周易》语篇拥有一个庞大的认知隐喻结构,人们对卦爻辞的理解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不同翻译家在卦爻辞的翻译中存在认知差异。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近期台湾哲学论文选目

日本、朝鲜及中国的理学的开展(下)/[日]阿部吉雄著;江日新译/鹅湖月刊.1991.5,16卷11期中印思想之论争与融合/林煌洲/孔孟月刊.1991. 4,29卷8期奥义书的唯心论(上、下)/[印]Dasgupt,S.著;赖显邦译/哲学与文化.1991.7-8,18卷7-8期写《儒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后感/曾庆豹/孔孟月刊.199O.12,29卷4期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朱熹的易学思想

“理”是宋代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学之得名即因这个范畴而来。“理”也叫做“道”，故理学亦名为道学。此道即《周易》所说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才之道，此三才之道统称为性命之理。北宋五子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同被列入道学传之中，皆以《易》为宗，致力于对此三才之道、性命之理的研究，因而就他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而言，也就具有理学的共同的特色。但是，在北宋五子中，周敦颐、邵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张载、二程的易学属于义理派，由于象数与义理判为两途，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相互之间过从甚密，在易学思想上却是无法交流，不…     

论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儒家还报原则的批评

在英译《中国经典》中,理雅各曾先后两次论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远不及基督教的标准的问题,其立论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章对"以德报怨"的回避及对"以直报怨"的肯定。在此,我们以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对于儒家的还报原则的批评为线索,辨析基督教与儒家在"以德报怨"和血属复仇等问题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双方对于仇怨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等问题,并尝试透过德国神学家蒂里希对于"公正"的不同层次的界定,厘清这两大传统在同样以"公平正直(justice)"为根基的前提下,二者的还报原则之所以产生分歧的原因。     

“发明正学,又在程朱之前”——刘敞的性与天道之学及其意义

北宋经学家刘敞被视为"经学变古"之重要引领者,然其经学思想中所具"性与天道"之学却蕴而未彰。刘敞于《论语》注解中阐释了性、仁、圣、道、理、中等范畴,对儒家道德形上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并未建立一套精密的理论体系,且有以道解儒的驳杂性,然刘敞思想对理学演变确乎产生了促进作用,显示出北宋前期经学转向对于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大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宋代理学的关系

《大学》经典地位的抬升和确立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产物。北宋学者对《大学》的理学化诠释推动了《大学》由礼学研究范式转向理学研究范式,也使得《大学》由经典诠释的边缘迅速进入中心。南宋朱熹最终赋予了《大学》权威性、超越性、完整性、普适性、系统性和唯一性的经典属性,确立了《大学》"四书之首"和"群经之要"的经典地位。《大学》作为宋明理学发展的文献符号,蕴含了宋代理学的整个目标,也表征了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     

中国文化处境中的《圣经》理解

本文回顾了《圣经》在华的理解及诠释历史,并从三个方面加以概述:"索隐派"圣经观在中国的"形象化"理解、《圣经》汉语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和意义革命、汉语表述的全方位《圣经》研究。本文认为《圣经》中译史与中西思想文化的相互理解密切交织,这种经典解读与诠释是相关理解的不断调整、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促进了不同语言、不同思想体系的彼此接近、相互认知,并达到一定程度的"会通"和"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沟通与更新的意义遂得以体现。     

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

清代《孟子》义理学,主要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等四个方面。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提倡施仁善政,富民强国;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关注现实等特点。但在解释善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读《理学范畴系统》

蒙培元所著《理学范畴系统》一书,兼有哲学著作与哲学史著作的优点,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笔者就以下几点,向读者作一介绍。一、书中辨明在宋明哲学中贯穿着一个统一的理学范畴系统。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一般将“理学”看作程、朱学说的专称,并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载和王夫之哲学看作宋明哲学的三个系统,认为三者分别代表着客观唯心论、主观唯心论和唯物论。该书则将宋元明清大多数哲学流派都纳入理学的范围,并从中归纳出一个统一的理学范畴系统。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颇关心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问题,然而在如何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的问题上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