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Mulan》对传统“花木兰”的成功改编

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广远。这个故事一直以来宣扬的是"忠"与"孝"的思想观念。1998年,迪斯尼在中国传统"花木兰"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出品了卡通电影《Mulan》,无数观众在接触这一可歌可泣的中国古代传奇人物,领略并惊叹于影片展现的古老中国文明的辉煌时,也体会到了"花木兰"在迪士尼的"改装"和"重组"之下的耳目一新,例如花木兰对自我价值的追寻,爱情戏的加入使情节发展更合理,塑造了更多丰满的角色形象等。这些改编都使得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不易产生文化障碍和时间障碍,完美实现中西合璧。而这些也引发国人了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深思。     

密密宫观拥金顶--道教圣地木兰山

木兰山这座名山,我心仪已久。其中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她与中国文学名篇《木兰辞》的主人公花木兰有着某种关系,而更吸引我这个研究道教文化学人的,还因为她是武汉市郊黄陂的一座道教名山。早就耳闻,木兰山上,宫观林立,远近来朝山的香客极多,是考察道教文     

从《ERA-时空之旅》和《花木兰》的创新之路看中国当代杂技的艺术追求

大型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是我国传统杂技艺术创新性发展和市场运作的成功典范和开篇之作,对杂技艺术在继承传统与突破创新、兼顾国内与国外市场等多面都提供了成功经验和有益指导。优秀杂技剧《花木兰》就是在学习《ERA-时空之旅》模式的基础上创作出的精彩剧目。杂技剧《花木兰》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综合运用多种高科技手段,注重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注重国外观众的审美趣味,是对新时期杂技艺术新发展的集中展示。     

论《MULAN》中木须龙形象的出现

迪士尼1998年的动画片《MULAN》以花木兰的故事为蓝本,诠释了一个充满新元素的花木兰。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木须龙,着实是一个不容被我们忽视的角色。其所体现的西方的意识形态、陌生化的处理效果、原型的再创造以及作为花木兰的人格侧面都值得去深入思考。     

试论希伯来“耶和华”与道教“天”的概念异同——“一神论”和“无神论”对比

中国的上古文献中渗透着"天有意志"的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经存在类似希伯来式的上帝信仰,并希望由此能把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但笔者把轴心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耶和华"形象和道家原初经典《老子》中的"天"的概念相对比,并从汉代道教正式形成时的经典《太平经》入手解读"皇天"的概念,发现《老子》中的"天"和《太平经》中的"皇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道教时期"天"有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人格化属性,但它依然无法违背自然之道来创世或影响"道本体"。这与《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介入历史创世、创造奇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的"道"与"天"及相关的概念不是希伯来式的信仰对象,其本身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无神论特质。     

论孙惠芬《上塘书》中的女性群像

在近似于地理风情志的小说《上塘书》中,孙惠芬勾勒出一个兼具中国传统乡村特点与时代特色的小村庄——上塘,展现了世纪之交村民们的日常生产、精神面貌与思想变化。《上塘书》体现了作者对乡村女性生存状况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沉思,以务工女性、女教师、传统乡村妇女等一系列形象,从其期盼"进城"、平缓琐屑的婚姻家庭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悸动和幻灭等方面,呈现出世纪初较为典型的乡村妇女群像及其出路问题、生活与感情困境。     

从缺席的美国到祛魅的美国——论1980年代后国产电影里的美国形象

<正>20世纪80年代早期,国产电影(以大陆为主)里并不直接出现"美国形象",而常以从美国归来的华裔作为美国形象的象征,如《庐山恋》、《牧马人》等影片,这种现象可以表述为"缺席的美国";到20世纪90年代初,缺席的"美国形象"则通过想移民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去的中国人来体现,如《大撒把》等。"缺席的美国"象征着一种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相对立的他者诱惑,一种背离高尚精神的物质享受,美国形象是一种被主观建构的想象。从90年代末开始,国产电影开始出现直接的美国形象,以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建构美国形象,美国逐渐地不再     

鬼才罗聘的《鬼趣图》

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描绘神仙鬼怪有着悠久的传统,罗聘的《鬼趣图》就是"康乾盛世"鼎盛时期的画鬼佳作.《鬼趣图》以隐晦的艺术语言,辛辣深刻地反映了清中叶社会的阴暗,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罗聘画的鬼,在一般观者眼中是"丑"的,但真正的行家却能品出其中所内蕴的"道",品出其"丑"的视觉形象内含的艺术之美.     

试论王国维"古雅说"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发展中的价值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中把"古雅"提出来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使之成为中国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性概念。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各种思潮,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美学理论探讨和艺术实践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开放后近20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回到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重新审视"古雅"的基本性质,对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政治符号的建构及其意义——以雷锋形象的变迁为例

一、导论 2012年是雷锋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在3月5日前夕,国内一些报纸媒体,如《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就开始在报纸头版刊登带有"雷锋"字样标题的新闻[1].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作为一个道德楷模、一个永远鲜活的政治和文化形象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比起同一时代的"英雄"王进喜、罗盛教、欧阳海等,雷锋在公众眼中的形象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不断地丰富起来.虽然对雷锋形象内涵的阐释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归根结底,雷锋形象的建构是国家政治符号建构的重要内容.雷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都反映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对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及人民的认同感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     

圣经观与“龙”的问题

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积极向上,吉祥喜庆,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有些基督徒盲目地认为龙就是魔鬼。如何正确地理解《圣经》中"龙"的问题?本文从树立正确的圣经观出发,详细阐述了使用文本考证、原文字义、历史背景的方法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以消除中国基督徒对龙的误解。     

密尔功利主义中的“人”——两种“人”的图景的接榫与断裂

密尔的功利主义包含了两种"人"的图景。在《功利主义》中,人以"有资格的人"的形象出现,他是社会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利他性;在《论自由》中,人以自由个体的形象出现,其特征是个性和自主。尽管这两种"人"都能纳入密尔的功利主义框架内,但两者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它们有接榫,但亦存在断裂。     

赖炜炜作品

正作品简介:《博物馆里的客家人》"客家"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定居的汉族的一个族群,与少数民族不同,他们没有特别鲜明的民族服饰与生活用品,但经过长时间的迁徙,并与少数民族结合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细微区别于其他汉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族群特色。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的需求,客家形象逐渐丰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客家人旧时的     

《虞翻〈易〉学研究》简介

<正>杨淑琼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为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初编)第1册。全书重在解读虞翻《易》学的"卦变"和"旁通"思想,并进一步探讨虞氏解《易》的观念和方法,试     

浅析赵紫宸创造论中的“恶的存在”

创造论在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索的神学主题。赵紫宸在其所著的《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四讲》中集中论述了创造论中的"恶的存在"及其原因,赵紫宸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提出的解决恶的方法。     

“儒道互补”美学史观内涵解析

"儒道互补"最早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后来在《华夏美学》中被确立为中国美学史观。"儒道互补"命题被广泛接受,但在接受中存在着误读。经过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儒道互补"美学史观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其前提是儒道思想的同一性,实质是儒家主干,以道补儒;动力是儒道思想对屈骚传统、禅宗美学和近现代各种美学思想的兼收并蓄,"自然的人化"观是其现代转化形态。"儒道互补"美学史观的这些内涵与诸多学者所谈及的强调儒道之间差异、儒道之间平等、与屈、禅思想无关,只局限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而与近代人性解放和西方美学几乎无关的"儒道互补"思想完全不同。正本清源有助于深化对"儒道互补"这一重要且复杂问题的认识。     

论易之“三易”与《易经》英译之“三难”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之源,是中国圣贤先哲应对世界千变万化事物规律的智慧结晶。《易经》翻译,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流、促进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重要桥梁。探讨被称之为"译事三难"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认作是探究中国全部的翻译理论问题,对于《易经》翻译,这"三难"更是如此。尽管研易的论著汗牛充栋,但从易学的角度谈《易经》翻译的却不多见。本文拟从《易经》"三易"的角度,探究《易经》英译的"三难"问题,即从《易经》的"不易"、"简易"、"变易"出发,探讨《易经》翻译的"信、达、雅"三要素。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做一新的探讨,并以《易经》翻译的实际例证加以说明。     

生命美学的中国语境——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生命美学

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它至始至终,都贯穿着对于生命奥秘的追求。《山海经》等上古神话告诉我们,中国的神,就是生命的化身;《易经》提示的是,世界的底蕴是生命。《周易参同契》则从大易、黄老、炉火三个方面探索生命的奥秘;《黄帝内经》更复归生命,抓住灵验的机枢,经过辨证,把疾病治愈于未病。总之,中国文化始终从生命出发,与中国的生命美学的对于"生命"的追询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象罔得玄珠”审美意境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美学思想研究

"象罔得玄珠"是《庄子·天地》篇中的一则寓言。这一寓言形象地阐述了大道大美是不能用理智、言辩和一目了然的视觉去获取,要靠"恍惚"和"感觉"才能把握。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家具发展中不同时期有各自的审美艺术特征。"象罔得玄珠"意境说的两大方向即"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和"内审美、外审美",对传统家具的造型、材质、装饰都有影响。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审美创造和欣赏,是"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内审美、外审美"的高度统一,是一个从"心"到"物",再由"物"到"心"的过程,因此"虚实、有无、内外审美"是生成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美学思想的关键之所在。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