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困惑青少年的性梦

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中,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以神来之笔描述了多达33个梦幻,将各色人物的“梦”写得出神入化,使我们看到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命运。其中有关“性梦”的描写是颇耐人寻味的,更是发人深省的。贾宝玉,这个“红楼”人物中的男主角,整天和姐妹们嬉戏打闹,厮混在一起。对处于青春期的他来说,难免不为情所动,于是便演化出“神游太虚幻境”     

论当代中国“丑”文化对城市主流文化的影响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城市为主体的国家形式的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越来越凸显,对拯救现代人迷失的灵魂和批判现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丑",越来越体现出了它深刻的认知价值和社会意义。"丑"表明了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以扭曲我们的人性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为代价的,它并能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生存的现实,并反审自身存在。     

从音乐美学视角看声乐中的"情"

音乐是最擅长抒情的艺术,音乐美学中更认为"情"贯穿始终,而在声乐中因有了文字的加入,就更具备了文学、曲调、演唱一些本体美的特性.但"情"仍是根本,它体现在歌曲创作、演唱等各个环节,具体表现为"形情"、"理情"、"唱情".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人病"抑或"法病"?——形上形态建构下的阳明后学

现成派以为良知"现成"即"在",从形上理路以观,潜隐着以良知为一超验纵摄之物,惟通过觅、悟、守得此隐蔽的道德本体根基,这其中涉及工夫论形态与形上形态的逻辑关联.心学语境中的"意"有理想、纯粹的意志,与现实、经验意念的范畴区分:纯粹、理想的意志发自心体、性体、知体的道德本体,心统摄性情、思志,具有统合理与情、思与志,做出...     

礼对周代贵族情感的制约作用

<正> 周代贵族是礼所熔铸的人。礼对他们的性格的规定性突出地和经常地表现为礼对人们的感情的制约。他们的性格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也反映出人们的感情同礼的复杂的关系。概括地说,周代贵族的感情同礼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状况:一、情在礼的规定性中得到表现;二、礼对情的排斥与否定;三、礼对情的否定的有限性。下面依次进行探讨。     

先秦儒家礼学“内向化”的三次转向

先秦儒家以礼乐著称于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崩坏的只是原有的制度层面,礼乐的思想层面却在这场大动荡中不断得到反思和继承。礼学也由此实现了从强调外在伦理规范到注重内在生命信仰的转向,即礼由最初关注自然天命的神、鬼的祭祀,转而关注人世、人心;进而在礼学的思想层面挖掘了"仁———情———心"作为内在源泉和动力,具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道德追求,这种变化可称为"内向化"。藉由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文献的面世,孔子("克己复礼")、子思("礼形于内")、孟子("辞让之心")这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礼学"内向化"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论张载气学的特点及其人文关怀

张载认为,太虚至善,太虚是"至虚之实",太虚之"实",本质上是气。"神"是太虚内在的条理、规律。太虚本体是气与神的合一。阴阳之气创造了物质世界,太虚则论证阴阳之气创造物质世界何以可能。太虚也是一德性本体、价值本体。张载论证太虚至善,指向两大现实人文关怀:首先,由太虚至善推导出"天地之性"存在正当性。孟子思想对张载人性论有所影响,张载"君子有弗性",源自孟子的"君子所性"。其次,仁是"事"之本体,人世间的制度与伦理,都必须以仁为体,才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仁实际上成为人类文化与制度文明背后隐伏的道德基础、价值依托和人文精神。仁义精神的张扬,实质上是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挺立。本体主体化,儒家为天下立法,是张载德性本体论的内在旨趣与"本来面目"。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儒家君子人格的当代意义——以孔孟“君子”说为论域

孔孟将理想人格分为现实的理想人格与可能的理想人格。现实的理想人格,是通过切实的道德实践能成就的高尚人格。君子被孔孟归于现实的理想人格。孔孟所谓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好人品德,诸如志道、为仁(爱人)、怀德、守义、知耻、诚信等。当代人为了纠正以功利价值为首尚的人生偏差,消解意义危机、存在危机,迫切需要从儒家君子人格汲取三方面的精神营养:以君子人格作为塑造理想人格的现实榜样,将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培养落实在现实人的现实要求上,避免理想人格塑造上的假大空;注重发扬孔孟君子人格所体现的道德为尚、功利为轻的生命精神,重在以道德实践体现人生的根本意义,而不是以功利成就作为人生根本意义的体现;充分认识羞耻意识对人之存在的本质意义,真正树立以不知耻为人之本质上的可耻这一做人必不可缺的道德意识。     

论朱子礼图思维的特征

礼图是朱子十分重视的一种礼学解析工具。在朱子的礼图思维中，解决实际问题是其根本的归宿，主要体现于以礼图来解决社会礼仪、礼学教育、现实政治三方面问题。规范化是朱子礼图思维的根本原则，主要表现于礼图作品由政府颁布施行原则与经学化制作原则。在更广泛的图谱上，朱子礼图思维是立足历史和现实交汇点，力求调和礼学史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并融合礼学史与社会人情为一体。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都只为风月情浓——《红楼梦》中的爱情与悲剧

《红楼梦》中写了无数人物,但真正存在爱情的只有宝、黛。他们在初见之时都感觉对方似曾相识,阿里斯托芬尼斯把这种熟悉的感觉解释为心上人是我们失去很久的"另一半"。清代王国维认为宝、黛的爱情悲剧正是叔本华提出的源于"剧中人互相所处的地位"而导致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而黑格尔把悲剧看成一种矛盾的对立而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个理论用于《红楼梦》非常合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悲剧的快感"认为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疏泄,体现在《红楼梦》中就是读者在未曾察觉之时已为《红楼梦》的悲剧清泪沾襟了。     

内圣心性之学与科学民主新外王所面临的困境

<正> 儒家人文主义从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这个层面来理解,从孔子、孟子所认识和掌握的时代精神来诠释,主要是对人的问题的穷究底蕴的思考,心性问题是其思考的核心之一。所谓心性之学,简言之是关于人的本心、本性的整体性学说。它以道德理性对人的生理现象(生命、食色)、心理现象(知识、情感、意志)、伦理现象(仁、义、礼、智、信)进行自我调整和超越,以凸显人的道德生命和自我价值,而发展为心性本体的道德形上学。凡是哲学都是讲人或包含人的内容的,都是讲现实世界或包含现实世界内涵的,脱离人和现实世界的内容,何以讲哲学?然而哲学形上学存在论(本体论)把人抽象化而失落了人,把人的现实世界的矛盾抽象化而瓦解了人的现实世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作为哲学形上学本体论所蕴涵的直觉本体思维方式,是一种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走向空虚玄想的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