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前提性批判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并且不断改变着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生成是历史的;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进入21世纪,普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行批判的要义,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要著中,通过对"物质生产"这一经济学范畴之规定的前提性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被生产性所规定的,其存在的前提是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权力统治具体活劳动,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发生分离,而国民经济学家逻辑的、抽象的表达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关系,把具有社会-历史规定的现实变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是如何落入生产强制的"支架"中,资本主义生产强制、需求强制和消费强制又是如何内在勾连的。     

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探绎

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扬弃了亚当·斯密非生产性生产与黑格尔"精神生产"之说,既指向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又兼有资本主义制度下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含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生产要素,并且以包容认识论、实践论以及价值论的理论视野回应启蒙运动以降世界范围内宗教活动的各种新变化,对现代宗教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赤裸负债人”与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批判——《穆勒评注》的生命政治学意蕴

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深刻揭示了"赤裸负债人"作为资本主义信贷/债务权力所塑造的主体形象的生命政治内涵。资本主义信贷/债务权力将自由自觉的劳动经由物质性的谋生劳动与货币性的交换活动,改造为非物质性的自我异化劳动,这是造就"赤裸负债人"的劳动根源。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与社会阶级关系中,资本主义信贷/债务权力发挥着不同的支配作用,构成了对"赤裸负债人"的社会治理机制。以"资本与利息的最大化"作为衡量个体生命权利、地位与价值的终极标准,固化了"赤裸负债人"的主体存在。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从劳动根源、关系治理与主体存在三重向度对资本主义"赤裸负债人"展开生命政治批判,不仅奠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视野与总体框架,而且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中得到了更加现实、更加鲜明、更加极端的实践表达。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探源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一样,他的正义思想也深受古典自然法学、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正是在批判地吸取思想史上人们关于正义思想的合理成分,并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正义思想。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伦敦笔记》研究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克服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其次,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形成了狭义再生产、广义再生产和日常意识再生产三个理论层次的建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再次,在危机理论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界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定在”概念

马克思"定在(Dasein)"、特别是"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概念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传统,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现出新的内涵。青年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阐释为定在与其背后的支配性本质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以人本学批判工人作为定在的非人处境。"社会定在"一方面指经济关系中的特定存在,另一方面指有待实现的人的本质性存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强调经济事实作为定在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劳动、货币、资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超越自然定在、成为抽象一般的过程。作为"社会定在"的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各种形态,都是现代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结晶,马克思由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式的理解。     

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到《资本论》的“劳动”

马克思思想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批判地改造了康德的"二律背反"思想。康德只是揭露认识论领域的矛盾,而马克思则颠倒了对二律背反的运用:这种颠倒是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阈到社会现实的、实践视域的颠倒。具体而言,康德通过"二律背反"思想的"批判性"揭露了认识论中理性一旦超越了经验的界限之后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通过"劳动"的"二律背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深刻的矛盾。     

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

对分配正义的探讨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分配正义并不像以往一样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把分配正义纳入经济学的探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论及分配正义问题,把分配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另一方面,从要素的贡献角度来确立分配公正的标准,从而使"按应得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一是虽然从生产过程出发来谈分配问题,但主要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立场来讨论分配的定位问题;二是虽然同意"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认为要素在各个社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分配中的阶级利益因素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但总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础。马克思则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问题。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拓宽分配正义研究的视野。     

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正义: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资本论》解读

思想史的考察表明,青年马克思出于物质利益问题遭遇到“苦恼的疑问”,即穷人的存在这一社会问题,而开始告别法哲学阶段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这种现实关怀构成了《资本论》的实际起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掩盖社会矛盾的本性,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没有降低马克思的政治与自由概念,只有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与“自由人联合体”对物质生产逻辑的重新规划中,才能打破现有的价值体系,使社会的异己力量复归于人本身,使自然的必然性转化为自由的自主性。正由于马克思始终坚持在对社会问题的求解中诉求正义与自由之来临,社会主义才是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体。     

抽象具体关系视野中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

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的方法论.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与历史关系,并深入剖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市民社会理论错误,为我们分析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欧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本身就要求纳入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马克思对德国观念论、市民社会及其资产阶级社会、古典自由主义等传统的批判,即蕴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莱茵-日耳曼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在近代以来支撑或解释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兰西激进传统、犹太教传统的多重批判。马克思中期以后从西欧"小小角落"拓展到更为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将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的分析自觉引入对东西方矛盾关系的分析批判,通过前资本主义定位和批判东方社会,并特别致力于探索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乃是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正义问题

剖析现代性劳动结构是马克思洞悉现代性正义边界的切入点。通过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马克思既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批判,也实现了对现代性正义观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动力机制,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组建的隐秘逻辑。剩余价值的不正义不是劳资关系层面"量"的不正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质"的不正义。马克思强调的"正义与生产方式一致"表明,正义是依存于相应物质基础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现实的正义不仅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而且是一个建构性概念。马克思在为资产阶级正义划定边界的同时,也为现代性正义新形态的生成留下了空间。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发展——以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批判为视角

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使其得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社会规定性和物质规定性定义的批判,运用了唯物史观科学批判功能的历史辩证法引导出生产劳动的历史性生产关系线索,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之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唯物史观的价值批判功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非人道性质的批判。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劳动理论,丰富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美术馆知识生产场域中的审美消费动机分析

自马克思提出相对于"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理论以来,美术馆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功能定位正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指导美术馆管理实践与创新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知识生产"的理论基础上,引入场域理论及隐性知识转化模型,探讨美术馆知识生产与大众审美消费的潜在动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管理是审美活动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大众审美消费是美术馆知识生产的有效引擎,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整体的知识积累与转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应仅仅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还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露被“物”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挖掘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根基的权力和权利的同构性确立的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塑造和引导了一种新文明观。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艺术批判构建

马克思艺术思想以文学创作、艺术本质和艺术生产三条主线构建起科学无神论反思的艺术批判逻辑。诗歌等文学创作表达出马克思对神、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情感的认知，其中自觉的神性批判展现了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早期萌芽。从哲学性、实践性、社会性等属性出发，马克思基于理论层面的科学阐释规定了艺术的“去神性化”本质，以此为基础使艺术从神性复归到人性。同时，马克思通过艺术生产为艺术与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建立联系，艺术生产的实践批判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剥削本质，借此表明艺术作为人的生产方式而非神的工具的科学无神论立场。     

重思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阐释——兼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施密特的批评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系统阐发了新唯物主义观点,力图通过对哲学元理论逻辑的辨析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境况的批判,蕴含着潜在的生态分析与批判价值。施密特不仅阐述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中介关系,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历史辩证法,批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似自然性和非理性特征,并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技术现代化和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将社会主义社会描述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的理性形式。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93年德文版序言中,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反思所提出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开创了从自然唯物性或物质统一性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可能性。福斯特和柏克特等人对施密特思想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公正之处,他们忽视了施密特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并将批判理论误解为主张工具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逻辑演变

马克思或许是早期现代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莱昂,第41页)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逻辑基础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理性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再转变到异化劳动和粗糙的物质生产,最后转变到科学实践观的过程。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生产主义批判"的历史和逻辑

马克思给予物质生产以历史基础地位,却对生产主义予以严厉的批判。这一理论取向为历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因而成为我们判断一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有无学脉关系的根本论题之一。生产主义批判,包括“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两个方面。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又经过了狭义生产主义批判和广义生产主义批判两个阶段。一狭义生产主义批判“生产主义社会”批判首先是对“生产—消费社会”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批判。在这种体制中,生产是社会的支配原则,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