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对话与诗学

柏拉图对话中的诗学谜团,既困扰了诸多学者,又提供了解释的无尽契机。2014年的北京吸引了世界诸国柏拉图研究者的目光:学人们齐聚一堂,多方对话,共议良方:或勾勒孔子辩难与柏拉图辩证法间的桥梁,或以"至真悲剧"与艺术之美等概念叩问诗学品质,或关注诗学的教育品质,或归纳诗学方法与诗学的解释学原则,或注重从对话中人物形象入手解释诗学难题,各抒己见,以促成一场东西对话之盛事,使之传为学界佳话。     

“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与柏拉图审美教育思想之比较

孔子与柏拉图分别作为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源头,在完善和培养人的品格与修养方面都注意到了审美教育所起的巨大作用.二人的审美教育思想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倾向不同,当然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本文就是对孔子和柏拉图二人的审美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把握中西文化传统在源头上的相近与别异.     

柏拉图和孔子的孝行美学

本文选择的议题是柏拉图和孔子的孝行美学比较,通过展示柏拉图和孔子关于伦理学与美学间关系的看法,得出他们两者的不同是由于美学上的分歧。柏拉图忽略伦理学中的美学因素,而孔子则高度重视伦理学中的美学因素。从而论证了比较美学研究能对伦理学研究提供帮助。本文共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导言,说明了选择该议题的原因。一是可以突出美学和伦理学间关系这一主题,并能对东西方传统价值观得出普遍而又独特的结论。二是因为柏拉图和孔子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两者在其学说中都不仅非常关注美学,而且都关注美学和伦理间的关系。此外,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和孔子的《论语》都流传千古。他们都以伦理人格表达了他们各自的哲学探索。其次论述了柏拉图的孝行观。柏拉图认为孝行中的美学特质是不重要的,他鼓励孝心仅仅是因为它反映了正义的要求。再次论述了孔子的孝行观。孔子认为不能将孝行的美学性与道德性相分离。行事虔诚并且脸上伴随着合适的表情,二者结合才构成德性的完满。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柏拉图和孔子在概念阐明上的分歧是美学上的分歧。柏拉图认为道德行为必然是丑恶的,因而他忽略了外观,即德性的美学性。而孔子将道德行为看作是优雅的,且孝行是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重视美学性,认为行为的方式是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     

孔子“诗论”与朱子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战国楚竹书的孔子"诗论",以总论、分类论、重章叠论的不同形式,彰显出孔子的诗学理论。汉代诗学虽曰传其衣钵,却背离了孔子诗论宗旨,以经学家法训诂释义,把诗变成穿凿附会的道德品行说教。体现朱子诗学理论的《诗集传》,其论虽有依其旧说之嫌,但辨识否定,认同人之情感,与孔子论诗不期而合。遇合之中又在文本体味、创作群体、天性人欲、赋比义释说、意象审美上有着删减增益,彰显出朱子诗学改造、发展、拓新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     

孔子诗学体系要解

孔子诗学理论圆融而通透,彰显了孔子创立的儒学的诗性价值。其诗学体系显现出浑然一体的多元化特质,主要表现在:注重《诗》的实用属性,整合出了一个尚用诗学架构;探究《诗》的社会属性,拟就了一个社会诗学方案;强调《诗》的伦理属性,创立了一个伦理诗学版图;关注《诗》的文学艺术性,开启了一个审美诗学天地;注意《诗》的人性化的意义,构建了一个生命诗学蓝图。孔子诗学体系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棱面看去会得到不同的影像;但孔子的诗学体系又是一体的,其不同的棱面反映出的诗学光辉却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无私地照耀着后来人。     

存在与一:皮科·米兰多拉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柏拉图的复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其中,斐奇诺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是一,高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本原存在,学习亚里士多德是学习柏拉图的基础准备。而皮科·米兰多拉则认为,在存在与一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本文试结合皮科《论存在与一》的文本,分析表明: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主要依据托马斯主义和基督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以伪狄奥尼修斯为代表)。皮科的这一调和方案,虽然既不可能容于斐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也不可能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但对于重新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对于构建他的古代神学、实现哲学的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教育史上的奠基式人物,他们的思想对于中西教育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通过对两者教育思想形成背景、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各具特色,又存在相似之处。研究比较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西教育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德性与知识——如何开展孔子启迪的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

本文从当代科学发展与道德衰落相伴而生的现象入手,阐释了中西哲学的异同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指出中西哲学的经典范式是相通的。一方面,孔子的言论是由其弟子记录的,而苏格拉底的对话也是由其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记录的;另一方面,关于德性、学问以及知识获取方式问题,孔子启迪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采取了相通的处理方式,是双方的共同遗产。作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是德性的知识,即将德性作为其本质内容的知识;二是作为德性本身本质部分的知识。孔子的知识属于后一种类型,因而他拥有和柏拉图相同的德性概念。     

论柏拉图与孔子的“虔诚”与“孝”之美学

本文要阐明的问题是:柏拉图和孔子二人是如何看待"虔诚"("孝")与正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他们各自对这种冲突与矛盾又是如何作答的?以及"虔诚"("孝")的审美特征在两人的观点中各自起到了何种作用?从而进一步阐明伦理学与美学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从而可以得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即:伦理价值是完全可以与审美价值分离的.从论述方法上,笔者分别审视柏拉图和孔子关于"虔诚"("孝")的观点,然后对二者审视的结果进行阐述.     

柏拉图的身体诗学观

诗学(ποιησι)在古希腊语中包含“制作”、“创造”、“塑造”和“生产”等义。从功能目的论角度看,诗学与注重人格培养和成长的“教育”(παιδεια)之本义颇为接近。柏拉图的诗学,主要是建立在音乐与体操教育基础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诗学。这种诗学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以音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ψυχο-ποιησι),旨在培养健康的心灵、敏锐的美感、理性的精神、智善合一的德行,以便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生活;二是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σωματο-ποιησι),旨在练就健美的身材、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武功…     

《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

"子不语怪、力、乱、神"历来被视为判定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持理性态度的力证,但从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及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解来看,"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传世文献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却存在抵牾之处。从文意与语言风格上考察,将此句重新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应更为合理,因而该句也不可视为判定孔子对鬼神问题持理性态度的力证。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中国柏拉图诗学研究述评

柏拉图一直是中西学界瞩目的焦点。他既是哲人,也是诗人;他既反诗,又引诗;既把诗人逐出美好城邦,又允许城邦容纳有德性的诗人。他的双重身份和对待诗人的矛盾态度使得“诗学问题”的讨论困难重重。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人物在进入中国的语境时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对他的接受和研究也几经沉浮,颇具特色。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孔子诗学的人类学范式——“诗可以兴”重释

"诗可以兴"作为人类"轴心时代"所创造的诗学范式,与西方人类学批评存在巨大的差异,奠定了中国诗学的人类性探索的基础。"兴"的本义是祭祀礼仪,孔子首次提出"诗可以兴"这个诗学命题,是将《诗经》的功能与祭祀作用相提并论,不是在宗教的迷狂中而是从对祖先的崇拜中寻求精神文化原型;"兴"的内在意义就是"复礼",精神文化原型不是回归到人的原始自由状态,而是呼唤人的理性精神的勃发;"兴"在形式上"托物于事","草木鸟兽"等自然物象作为精神文化原型的外在形式,不是泯灭人的情感成为精神考古,而是在与人的情感的会通中形成的,具有审美特质。     

哲学之诗——对柏拉图诗学观的一种解读

面对民众、面对城邦,即便是完成了对诗歌批判,哲学引领城邦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政治面前,哲学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它需要为自己戴上面具以避免遭受到危害。为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哲学需要撒一些"高贵的谎言",然而哲学的求真求善特性又不允许哲人撒谎,他亟需一位盟友,这就是哲学之诗的创作原因。当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一对师生关系上来说,苏格拉底一生没有创作,他作为哲人以实际行动贯彻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柏拉图则通过对话的形式记录下老师的言行,这也是对"哲学之诗"的阐释。哲人意欲引导民众走向幸福,但哲人不说谎的特质和有待启发的民众之间的张力仍难以调和,诗学则是处理政治与哲学、民众与哲学之间矛盾的中介物。     

孔子眼中的“好学”——从一个系统性角度的考察

从孔子定义的四种学习境界、三个典范人物的行为特征,以及《论语》中孔子师生的其他论述进行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到,孔子眼中的"好学"指治学者立志成为君子、谋求礼治仁政之道而表现出的对学问与德性的热爱和追求,态度上表现为真心爱学、恒久乐学、刻苦勤敏、谦虚老实,行为上体现在学、问、思、辨、行紧密结合、深钻细研、融会贯通、活学活用,还要不断反思、总结。在现代社会道德迷失的背景下,要积极利用孔子"好学"的积极因素,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培养学生志向高远、以德为基、克服困难、乐学善学的态度和品质。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