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少年中国”的一份创意——《WTO与中国文化》评说

刘小敏、李振连合著、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著《WTO与中国文化》,2000年12月摆上新书架和读者见面了。这部书,该书的扉页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一句名言便会蓦然映入你的眼帘：“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可以说,引用这句名言,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写作这部书的内在动因,这部28．5万字的著述,在一定意义上确实称得上是作者献给刚刚步人新世纪的“少年中国”的一份创意!     

“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侧面吗?——再谈“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姚永抗同志在他的《要全面理解“一分为二”》一文中,(見《光明日报》1964年6月12日)针对我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证法》,提出要全面理解“一分为二”。在姚永抗同志看来,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观点不够全面,而項晴同志的文章更不全面。姚永抗同志在以不要完全否定“合二而一”命题为借口,提出了他的所謂“全面”的理解。姚永抗同志认为,“企图用‘合二而一’来代替或补充‘一分为二’的做法,是对‘一分为二’片面理解的表现”(指艾恒武、林青山二同志的观点),但“以‘不是辯证法’来籠統地加以否定也是不对的”。姚永抗同志的“全面”理解认为,“‘合二而一’也可以理解为矛盾的同一性的一个侧面——对立統一规律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能說是根本对立或‘针锋相对’的。如果有对立,也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对立,艾林二位提出‘合二而一’的思想不能被当作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而只是对‘一分为二’作了片面的理解”。     

重视此时此刻

一个故事 阳历年初做避静时,神父给我介绍一本小书,题目是礼物,封面上还画着一盒装饰漂亮的礼物,翻了几页方才发现原来书的内容不是‘礼物’而是‘现在’,因为英语中同一字present有这两种意义,必须藉上下文而决定该用那一种,接下看时却又发觉作者字中行间的意思是要指出‘现在’这时刻是人人皆有的礼物。     

说“除非”

‘除非’的用法有些特珠,就是说,它所引出的表结果的分句竟是互相矛盾的,但整个复句的意思却又是一样的。比如: 除非有病,他才请假。除非有病,他不请假。因此,有人认为这是‘除非’用法的混乱,应该予以规范。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那又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不是‘除非’用法的混乱,而是它词义变化的结果。‘除非’是一个双否式合成词,即‘非’(不是)前面再用一个‘除’(除了)加以限制。由于这样否定再否定,便成了表肯定(‘只有’) 的意义。它的基本句式是:     

文化哲学的新视野──读《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近读李鹏程博士力作《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沉思》）,细细品味,觉得颇有新意。本文就其整体性的文化观念及关于文化研究的新思路,略陈管见。一、《沉思》一书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整体性意义上的文化观念。正如作者自己在此书序言中所说,《沉思》无意给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哲学”这两大问题作学术“立法”,而是希冀与读者朋友进行互相“对话”和“追问”。作者认为：“哲学不应只研究认识,也不应只研究以已被抽象了的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而应研究人类的全部‘文化’;哲学作为‘观念’,它应是…     

中华文化的过去与今后

一中华文化的过去真相我生平治学,比较喜欢摆具体事实,而不太喜欢作抽象与玄虚的泛说。我说的文化,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相因是守旧,有所损益是改良。三代相因守旧是主要的,三代损益改良是次     

“非”的异议

贵刊1982年第3期《“非”的妙用》一文写道,“由于对‘非’字的逻辑意义不甚了解,致使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下,‘非’字用得不当,从而作出不恰当判断的现象还是常常见到的。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家里很忙,你别去看电影!’‘我非去!’‘那是我的铅笔,你不要拿!’‘我非拿!’……这些句子表达出来的意思,同作者原来想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毛病就是‘非’字后面没有‘不’字。”其实并非如此。作者只道出其一,未说出其二。《现代汉语词典》“非”字条指     

这是循环论证吗?

中央电视大学一九八四年下学期形式逻辑科期末考试试卷第六大题中有一道小题:所给定的参考答案是:“不正确。这个证明的论据是‘怕批评的就不是真理’从它推出‘真理不是怕批评的’,再推出‘真理是不怕批评的’。这样,就明显地看出这个论证是:‘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因为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它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所以不正确。”这“论证”是循环论证吗?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大家知道,“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怕批评的就不是真理”。这是通过直言判断的变形所进行的推理,即,演绛推理中的直接推理。其基本方法是换质法和换位法。换质法的规则是:把一个直言判断的质改变而不改变其原来的意义。换位法的规则是:把一个直言判断的主项、谓项     

把爱找回来

在出现冲突之际,或许我们会想：“为什么是‘我’要改？是‘我’要让？” 每周五晚上,是我们的家庭时间,只要没有紧急的事,家人们都会空出时间聚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可自由提出想法,再一起决定要做些什么。     

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

一、西方传统的自我和儒家传统的自我在西方,传统上所持有的以及今天仍高度评价的自我概念是什么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牛津英语词典》给出了自我的最重要含义的解释,即：“在一个人中真实地、内在地是“他”的东西（与偶然的相对）;我（通常与灵魂或心灵相等同而与身体相对立）;一个处于连续变化的意识状态的永恒主体。”在《哲学百科全书》中,“个人的同一性”的作者作了这样的解释：“‘自我’一词有时被用于表示一个人所有的内在精神状态,有时,从更严格意义上讲,它指的是精神性的实体,而这种实体是哲学研究的根本。”…     

谁是盗窃犯?

某地发生了一件盗窃案。公安局拘留了甲、乙、丙三个嫌疑犯。审讯时,甲说:‘这事不是我于的。’乙也说:‘这事我没有干。’丙则说:‘这事是甲干的。’侦破的结果证明,三人中只有一人说了实话。     

单独概念怎可用“许多”修饰?

“我又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阅读了许多英国政治学教授拉斯基的著作,认为他所主张的‘三权分治’等等一套是中国应走的道路。’(《中国青年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日载《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 政治学教授拉斯基是人名,单独概念。它的外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对象,怎么可用“许多”修饰呢?作者原意是想用“许多”来修饰著作的。可是,作者却放     

尼采的认识论研究

本文讲的是尼采在与传统认识论划清界限时所阐明的哲学认识可能性。尼采在1873年的《希腊悲剧哲学》这一残篇中论及赫拉克利特时写道:“他不需要别人,为了自己的认识也不需要别人;他不把别人想要知道的一切知识和其他贤人用心向他询问的一切放在心上。他用轻蔑的口气谈及这聚集在一起提出问题的人,简言之,‘历史的’人们。他在讲到自己时是用表明神谕研究这句话来说自己的:‘我是自己探讨自己和研究自己的’,好象他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一含义不明的律令的实行者和完成者,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克勒讷袖珍版第1卷,第296页)     

试谈“说而不说,不说而说”

“说而不说,不说而说”的说法是钱钟书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李商隐《赠歌妓》第二首:‘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赵汝(艹光)《如梦令》:‘归未！归未！好个瘦人天气！’;此又直言消瘦,不假物示意者,则以李清照《凤凰台上忆以箫》:‘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最为警拔。盖‘独自多’与‘归未’点明‘瘦’之故;李词不言‘瘦’之缘由,而言‘病酒’、‘悲秋’皆非‘瘦’之缘由,如禅宗所谓无‘表言’而只‘遮言’,名学推理所谓‘排除法’(method of difference),以二非逼出一是来,却又不明道是何,说而不说,不说     

迈向美好明天──澳门宗教界喜迎回归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姓名？……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在迎接和欢庆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里，电视里经常播放这样一首依据闻一多先生的作品谱写出来的名叫《七子之歌》的歌曲。那充满稚气的童音，加上浑厚的和声，有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效果。闻一多先生早年留学外邦，深感国家危亡，疆土日蹙，才以儿女对母亲依恋的感情，写下这首沉郁伤感的诗。１９９９年，恰逢诗人１００华诞，他所痛…     

评庄子的无为与权谋并重的政治观

作者同意《内篇》为庄子所著的传统意见,所以本文主要以《内篇》作为论证依据。在后人眼里,庄子一直是位隐士的形象。郭象说读了《庄子》,可以使人“去离尘埃而返冥极”（《庄子序》）,远离人世。冯友兰先生说庄子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从‘为我’的观点而‘终身不仕’。”（《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都只是庄子思想的一个方面,他的思想还有另一方面;他不仅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还有具体的政治措施和伦理主张,这些政治措施,有的与他的无为思想一致,而有的则流于权谋,明显地背离了他所标榜的清静无为的政治原则。庄子总的政…     

佛像前的沉吟

有朋友跟我谈起美国,说这个国家如今的情形与我们的大唐王朝差不多吧？我听了一笑,回说：“有些历史现象不是简单的类比可以清晰表述的。如果从国民生产与生活享用的绝对值去算,美国早就超越了唐代了。如果论到‘鸡剔皮’（GDP）,可能它还差着老大一截儿。如果从文明特征上讲,我认为很不一样：美国是‘惊人’的,而中国的唐代是‘迷人’的。说美国惊人,一是它有钱,二是它有炸弹,这两样东西在世上晃来晃去,很显眼;说大唐‘迷人’,除了它也有钱,二是它拥有诗歌和宗教的昌明,像彩霞一样绚丽灿烂,同样也是光耀寰宇,垂照千古的。”     

“加号”真谛

经文:约1:14-16;诗84:5-7;赛35:1-2;林后3:18"从他半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位父亲初次领着自己最小的儿子,一同上教堂去礼拜。当父子俩刚跨入圣殿大门时,儿子带着奇怪的目光,手指着台上悬挂着的十字架说:"爸爸!一个好大的‘加号’噢!"爸爸弯下腰轻轻地说:"孩子,这不是‘加号’,是十字架。"儿子又接着说:"爸爸,在学校里老师明明教过,‘十’就是算术中的‘加号’。"爸爸刚要回答,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是的,的确是一个‘加号’。十字架,在我们基督教的信     

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

高赞非同志在《孔子思想的核心——仁》一文中,把人道主义說成“国粹”,說成是孔子思想中的“精华”。他說:“把‘仁’(孔子的仁——作者注)的思想全部内容联系起来看,无疑这是我国历史上一种偉大的思想娜说乐饕寰?它的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表現,它的自强不息的现实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爱护人民的主張,可以說都是孔子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作者认为“‘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据說:“在这个时代的‘仁’的思想,不是别的,就只能是反对奴隶制的人道主义。这对摧毁奴隶制度,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无疑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束语

全文共有三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中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给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指定这么一个“对象”,“即‘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的联系’。他所打算分析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的人和人的关系,就其‘真实的和亲切的’内容来看的商品关系”。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人类关系的这个真实内容,是纯粹的否定性”。这样,马克思就“从这种激进的批判里产生出来的计划,共本身也是激进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消灭任何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还消灭任何的商品关系、任何的生产或消费的特权和除了直接消费的财富之外的任何财产所有制”。在第二部分《经济人的两个成分》中,作者说:“这个激进的计划只掌握到经济现实的社会一面,‘类的’一面。它不知道经济现实还有个人的、个别的一面”。“个人关系直截了当地被社会关系所吞没”。接着,作者论证说:“经济过程”是“个人的”。“集体是中介者”。“集体主义”“不知道经济人有其个人成分”,而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还污蔑说:“集体主义不怕把由资本主义开始的集中工作推进到它的完成。它把劳动的自主权破坏得更彻底。它把资本主义使之从地下出现的庞大的金字塔一直提高到极限。在这种集权的和全面的计划化里,劳动者的自由比在资本主义的不完善的计划化里只有更小的地位”。又说:“更严重的是,集体主义不怕把消费者本身也吸收到一个分配制度里面去,使消费者受一个严格的计划化的支配”。在这一段最后,作者叫嚷说:要注意“工业财富和商业财富的‘你的’和‘我的’这个范畴的人类价值”。为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面,必须有一个关心个人经济权力的组织,以便有效地平衡这个国家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在第三部分《马克思著作里提到的人》中,作者说:“在马克思的价值论和资本论里”缺少“一门超验性的哲学”。因为“如果人们没有一个超验的历史观,那就不可能不自相矛盾而断定人对生产的第一性”。“马克思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没有认识人的真实座标”。他说:“‘人无限地超过人’。这就是人的神秘之所在。人只能把目光放到本身范围之外才能认明自己。当你把人归结为他本人时,你是把人阉割了。当你把人当作一个‘绝对者’时,你是使人降格了。唯有向着一个超验性开放的人道主义,唯有在这种人道主义启发之下的一门政治经济学,才能消灭金钱的唯物主义而确认出人来”。最后,作者妄想:马克思主义在“改变社会结构”之后,“也许会打算让自身去屈从精神力量,用人的名义向这种结构本身的改造提出一些正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