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幸福"与"内圣外王"——亚里士多德与朱熹至善思想比较

朱熹和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思想在中国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从概念理解上来看,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幸福就是至善,而朱子则指出了至善具有三层含义:某项道德行为做到最好,所有的道德行为都达到极致以及内圣外王.从方法上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沉思是实现幸福的最重要形式,而朱熹则认为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等功夫达到至善.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属于德性伦理学范畴,他们都认为至善的实现和国家作用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纳斯鲍姆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与好生活

纳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一书中以“运气”对好生活的影响为主线,考察了亚里士多德为经验立场之下的实践智慧进行辩护的理由.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神目观”不同,他重视偶然的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对人类的好生活的影响.好生活本来是具有脆弱性的,纳斯鲍姆分析了人面对这种脆弱性表现出来的实践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好生活的特点是不可通约的、多元的、不确定的,实践智慧的洞察力也是非理性的、非演绎性的.只有这样,伦理学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也表明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巨大张力.     

德性伦理学:内在的观点与外在的观点——一份临时提纲

德性伦理学是基于人的实践可能性的对人的善生活的哲学说明。德性的观点表明一种基本的真实:德性地生活对于人始终是一种可能性。德性伦理学比其他实质性的伦理学更明确地诉诸这个可能性前提。对这个基础的说明只有借助对心灵整体及其历史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前提要素的理解才有可能。这些相互联系的观点内涵对人的实践性活动的身心一致的解释,构成一种内德性的、内德性伦理学的观点。这种内在观点的缺乏引向强硬分割心灵而在理解实践活动时不能复原其整体性的倾向。整体心灵的历史性也由此丧失。被剥夺掉其实践生命内容的心被抽象为agency,作为功能性对照物的身也成为消极的、不确定的实践心灵的抽象符号。基于这种方法与观点的德性伦理学讨论不是恰当的德性伦理学讨论。它没有抓住真实。     

解读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中心论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介绍了悲剧的六个组成部分,其中他最为看重情节,并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灵魂",他的"情节中心论"影响深远。结合其《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可以知道他看重情节,强调行动,是因为他将人的行动与德性相联系,让观众通过观看悲剧,知道什么样的行为能获得幸福,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残酷的后果,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又通过悲剧主人公的行为让观众产生怜悯与恐惧,从而进行情感的调节,让它达到适度,最后让观众反思、认知自我,培养其理智和道德德性。     

生活的沉思与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善与德性概念之探析

本通过考察善与德性概念的意义变迁,揭示柏拉图的知识道德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行动伦理学”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善与德性概念的含义。     

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当代反思

研究怎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是古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被认为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最高的善。因此研究什么是幸福,研究如何获得幸福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首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论证,可分为目的性论证和功能性论证,其中存在个体、社群、人类共性的本质三重维度。     

为属人的幸福而运思——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幸福.属人的幸福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实现的最高善,即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灵魂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又包括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以合于沉思的理智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以合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但它是属神的生活,不是属人的生活,人只能以其神性的部分来过这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第二好的生活,并且它是属人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值得我们追求,但现实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实现;政治的生活带来的是属人的幸福,它与城邦的善联系在一起.此外,即使一个人过着沉思的生活,也同样需要拥有明智的品质,做符合道德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涵盖论(inclusive notion)认为幸福是各种德性与外部善的复合体,理智论(intellectualist notion)将幸福完全等同于思辨。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思辨是最大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新版译序

古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这一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这一精神的化身。奶各马科伦理学卜书更是一解思辨的凯歌。全书十卷全面地探索了伦理的和理智的两种德性，讨论了幸福和至善最高范畴，提出幸福是合乎德性实现活动的基本命题，最后以思辨是最大幸福的最强音而终曲。（尼各马科伦理学）在亚氏现存三种伦理学中是最完整的一种，全部已知的亚氏著作中其体例、结构也是最齐备的。所以，说它是一部由斯塔吉拉哲人亲手完篇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断。如若这样，那么这部伦理学著作就不再意味着是…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再思考

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和第七卷中论述的实践推理形式排除在审思之外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跟第三卷的所谓"手段-目的"样式一样,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和第七卷中所谓"规则-案例"样式同样在讨论审思的形式。第六、第七卷中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理性的审思称为关于实践行动的推理,但是它完全不同于理论三段论,称之为实践三段论有误导之嫌。区别于理论推理,实践推理的大前提都跟人的善好、规范性的"应当"、欲望有关。而人的善好和幸福这个领域并不是理论思考的范围。实践理性所关涉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对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出现欲望和大前提冲突、大前提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一个真正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努斯觉察到具体的道德特征,从而把握到适用的大前提。     

格特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幸福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幸福是最高的善与合德性的灵魂活动,卷十,则仅与智慧同一。这是对立的两种。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亚氏对快乐与幸福的讨论具有连续性。他认为一种快乐与欲望有关;另一种与自身值得欲求的活动有关。每一活动有相应的快乐,故快乐有多种。完善活动的快乐是整体的、完成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功能论证: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功能论证是联系人、理性、德性和幸福的重要论证。但是亚里士多德在《欧德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给出了两个在结构和论证方式上大不相同的功能论证。以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提出的功能论证为基础,比较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伦理学著作中给出的功能论证,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线索来恰当地理解这个核心论证本身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点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伦理学著作中展现出的自我反思和修正。     

理智德性辨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理性部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科学的部分,一是计算的部分.灵魂的科学的部分是关于不变对象的,形成的是普遍的理论知识,亦即intellect.灵魂的计算部分是关于可变对象的,它主要是实践智慧,亦即intelligence.Intellect与intelligence有着种类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近现代认识论流行的教条却忽视两者的差别,正是在理智主义的传奇的影响下,人们使用intellectual virtue翻译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理智主义的传奇反映在伦理学中,表现为伦理学忽视实践智慧,道德被简化为理论活动.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