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发轫于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回应和对传统生态理论的反思。它的主要内容有:为了共同福祉,肯定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注阶级问题,呼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促使优势阶级担负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长远的整体视野,着眼人与自然的发展走向。它的价值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生命共同体,为破解当前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生态的道德伦理范式。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道德谋划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既为重新确认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生态伦理以善恶为核心向道德权利以义务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出发,生态伦理何以为善的根据不再是人的利益,也不再是自然本身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     

美德伦理学视角下的“大地伦理”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但是他的“大地伦理”思想却具有义务论的理论缺陷.为了规避其理论困境,比尔·肖从美德伦理学角度重新诠释了“大地伦理”,提出了“大地美德”思想,希望通过对人的态度及其品质的关注,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为致力于“大地伦理”的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人未到场的生态伦理学研究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它们观点的不可公度性 ,表明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上学危机。导致这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 :在没有确立“人是什么”的前提下 ,就展开了人与价值的争论 ,致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出现了人的空场。生态伦理的形上学基础 ,不是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 ,而是人之为人。人惟有首先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人 ,拥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性 ,他才能够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     

儒家生态伦理的两条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万物一体"和"爱有差等"是儒家伦理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万物一体"是儒家理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仁人的德性表征;"爱有差等"则是仁人的"万物一体之仁"在具体道德情境中的必然表现,是儒家"万物一体"思想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标志。从二者关系来看,前者优先于后者,只有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的人才能合适地做到"爱有差等"。儒家伦理的德性论特征和这两条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整合当代生态伦理学诸种理论的重要途径。     

生态美德及其文明价值

生态伦理学理论长期忽视了对美德维度的关注,导致了生态伦理学的理论缺陷与生态实践困境。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生态美德伦理研究(环境美德伦理学)有效地推动了生态伦理学理论的完善与人类生态道德实践的进步。随着生态文明的确立与发展,生态美德的文明价值愈发凸显,值得深入研究。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生态伦理对“现代性”道德的超越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探究中,生态伦理要么镶嵌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内成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遇到一些违背常识的困难;要么成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被指责为个体牺牲自己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生态伦理只有超越"现代性"道德,才能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互为补充,获得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及其深层意蕴.     

环境伦理学中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在环境或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如同“非人类中心主义”有种种不尽相同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也可能有各种不完全～样的理论看法。已经有许多作者就其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做了说明,我也曾撰文表明过自己粗浅的看法（见《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我认为,所谓伦理学,就是研究人际关系的一般规范或准则的学科,而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应该是研究涉及到生态或环境问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这与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人对其它生物物种的道德原则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想,从人…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从对立走向统一——生态伦理学发展趋势研究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及其观点的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而上学危机。如何摆脱这一危机,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观点为走出这种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的思想亦为消解这种对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儒家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一个初步的比较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动物/解放权利论(ani mal liberation/rights theory)、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是这个话语体系的四个主要思想流派。它们之间的相互批评、回应、沟通和交流构成了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历史主题。一、规范层面的共识与差异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近现代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康德的这样两个基本预设:只有人(作为惟一的理性存在物)才是目的王国和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动物等非人类存…     

"伦理精神"及其"价值生态"——《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再版序言

“伦理精神”是本人伦理学研究中最基本、最有个性特点的核心概念,对它的涵义的理解应在世界道德哲学的语境中,结合“伦理”和“精神”各自的本质及其统一关系来进存。“价值生态”是“自然生态”概念的哲学提升和意义抽象,“伦理精神”和“价值生态”的结合是道德哲学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方法论。消解价值霸权,在“生态觉悟”中追求和达到“伦理学方法的超越”是“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命题和理论所试图探讨和解决的两个现实和学术课题。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技术、虚无与责任:汉斯·约纳斯的伦理思想研究

现代技术远非古代技术所能比拟,其导致的危害也是前所未有的.约纳斯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虚无主义.以往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伦理学无法应对现代技术在道德上挑战.他提出了一种“责任伦理”观,主张医学和医术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当今人类应该对自然及未来的人类负责.     

论我国公共伦理研究的三个向度及其基本范式

我国学界关于公共伦理的研究存在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研究向度,即公共管理伦理的向度、市民社会伦理的向度、政治伦理的向度,与之相应的基本理论范式是公共利益范式、公共领域范式以及公共性范式.厘清三个向度及其基本理论范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公共伦理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     

当代环境伦理脉络下主体核心价值抉择的反思——以程明道仁学为切入

当代丰富多元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应于现实生活中每个行为主体多以强烈的人类 中心主义为基本价值而抉择与行动,有着明显落差。而要使主体能有意识地将行为与环 境问题联结,做出有益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抉择,需处理的便是“唤醒”主体的环境关 怀意识。在此层面,程明道以“仁”为整体存在界之万事万物共通/共同之处而言“天人 无间、天人无二”,回到人之主体透过“识仁”工夫体贴天理而能共通/共同,是为可发 展的方向。在形上层面,程明道由天人合一与一体之仁充实了环境伦理的原则,其理论 内涵同时关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理论面向的特质:就生态中心主义面向,人与天 地万物同为一本,同具有内在价值;就人类中心主义面向,人又“能推”而不同且高于 万物。程明道的体证/体仁之路在此双向特征中展开并贴切主体生命实感,正是我们借以 唤醒主体环境关怀意识,建构主体核心价值的切入点。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伦理学”是在20世纪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其中的“深层生态伦理学”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归咎为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工具理性,希图重建一个以自然主义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模式。这些生态学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从东方古老的宗教文化中找到了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因而被称之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也借助这一契机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对话:在对话中,很多学者把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简单地归约…     

以儒家生态文化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北大核心

儒学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和“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既是儒家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更是儒家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生态理论资源,不但能够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为摆脱当前的环境伦理学困境提供启迪和借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儒家的生态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实现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推进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