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事实理解道德规范性——实在论、准实在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当前的元伦理学理论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有其各自的优势，都能捕捉到道德规范性的一些本质特征，但就道德事实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两者有极大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准实在论者以道德情感的投射和实践攀升机制为焦点，试图调和上述两类立场，兼顾道德规范性的“客观事实”维度和“实践要求”维度。但是，要避免道德“准事实”的偶然性以最终确证其规范性，进一步阐明伦理道德背后的厚重实践预设与深层社会现实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一种可能的阐明方案是：重思道德概念的实践生成过程，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立场，从历史性、实践性的“社会现实”维度来重构道德事实，以提供一种理解道德规范性的“社会实践表达主义”方案。     

“相信”、“相信为真”与极小主义的困难CSSCI

本文试图从规范性问题出发,延续赖特、林奇等学者对极小主义的批评。在本文看来,“真”这一谓词具有规范性的含义,我们的信念常常以“真”作为自身的目标。然而以“真”作为信念的目标需要我们能够区分出“相信”与“相信为真”两种信念状态,但极小主义目前却还无法为这种区分提供一个可靠的说明。在这一意义上,极小主义并未提供一个优于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论方案,其核心的理论主张也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弗雷格–吉奇问题与实践推理

对道德判断的条件句推理的非认知主义解释面临弗雷格–吉奇问题的挑战。我们考察了经典的表达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共同基本策略是把非断定语境中的规范性陈述,转化成断定语境中的非规范性陈述,从而给出统一处理信念和态度/欲求的语义学。相比起来,近年兴起的混合表达主义,主张规范性语句是信念成分和表达成分的混合,是更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论文比较了道德假言推理、法律规范推理以及实践推理之间的差异,试图通过对信念和欲求、意图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对规范性语句的不同推理类型给出统一的解释。     

论布兰顿之规范性实践概念

布兰顿（R．Brandom）的规范性实践概念有三项主要内涵：（1）默会地遵行实践传统孕育的“隐性规则”是遵从具有明确阐释的“显性规则”的前提;（2）规范性意涵独立于因果性,是基于意向性之主客体不同方面的模态关系的差异,不可相互取代;（3）那些作为默会信念的“隐性规则”本质上并不是迥异于“显性规则”的东西,它们仍以话语推论关系为范型,仍需具备概念阐释的可能性。特纳（S．Turner）和劳斯（J．ROUSe）分别从“还原论的”与“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立场批评布兰顿的观点。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将会表明,为什么上述三项意涵对规范性实践概念而言是同时必要的。     

对道德规范性的现象学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性现象无处不在,但它面临着被怀疑论者认为只是一种假象或错误的危机。现象学观点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德拉蒙德借助胡塞尔式的现象学方法指出,对人格的敬重表明第一人称立场的道德规范性具有加诸行动者的客观权威;列维纳斯通过我们与他人面对面相遇的情境表明,我们对他人负有一种第二人称立场的无限责任;海德格尔则指出,“此在”在世界中的历时生存建构既体现了面向自己的第一人称道德权威,也体现了面向他人的第二人称道德责任。     

论马克思道德观中的本质主义问题

马克思的道德观旨在探寻实现人之本质的人类生存方式,这使得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内在规定了其道德观的规范性基础。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旨趣与异化劳动理论来看,其道德观内含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本质主义。人是“政治动物”与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构成了青年马克思的道德理想。而发现唯物史观后,马克思转变为古典本质主义的批判者。从方法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道德观在描述性立场上与科学本质主义在经验方法上具有亲缘性。但从本体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道德观在规范性立场上更应是追寻个人与他人良好关系状态、探求良善社会制度、面向人类未来发展的关系本质主义。     

规范性的来源和第一人称视角——对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科尔斯戈德以规范性问题的方式重提了伦理学的道德基础问题,引发我们对伦理学“阿基米德支点”的反思和追问。她从第一人称反思的心灵出发,通过建构主义和价值论的论证重构了实践同一性观念,在人性基础上重建了第一人称视角的规范性理论。科尔斯戈德回应了反对者“空洞形式主义”的批评,为绝对命令补充了第一人称,但她的第一人称规范性证明却存在困难,是一种放大的“自由选择模式”,她所重构的实践同一性观念无法真正摆脱人性的经验事实。她试图通过价值论的方式将人性抬高到价值赋予者的地位,但最终无法为规范性寻找到普遍、坚实、客观的道德基础。尽管科尔斯戈德第一人称的规范性理论存在问题和困难,但却触及了“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伦理学阿基米德支点,关乎“人类何以存在”的深层哲学和存在论问题,无论是对康德伦理学还是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践建构论:对一种科学观的初步探讨

在分析和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理智主义科学观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科学观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可以被概括为“实践建构论”的科学观,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的实践活动。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初步探讨这种“实践建构论”科学观的基本路向,以及它对开辟理解科学的新视野的意义。一、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建构论”首先把科学视为一种实践活动,这根本区别于理智主义科学观。在理智主义科学观看来,科学只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行为,认知主体“看”与“思”的结合最终引向关于能够严格与主体两分的…     

希腊怀疑主义对独断论的诘难

如何给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独断主义知识论所致力解决的根本问题.独断论者(指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下同)都相信事物是客观的、可知的,因为事物必定具有一种合理的,因而从理智上说是可以理解的本性.真理就是对事物本性的把握和表达.因此,他们认为,“知”和“说”是知识论所必须研究的二大主题,这二大主题,用伊壁鸠鲁的话来说,“一类是关于事物的,一类是关于词的”,用斯多亚派的话说,是“讨论的主题和语言”.“知”是对事物本性的把握,“说”是对事物本性的表达.前者涉及如何认知事物的问题,是第一性的,后者涉及如何描述事物的问题,是第二性的.因此,作为这二者之结合的真理,必须从“知”和“说”两方面来追寻.     

实践语境与生产力标准——对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

伍德、米勒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无法确立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规定”,最终必定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进而否 定对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进行道德评价的合法性。实际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描述了 道德相对性现象,并且反对道德普遍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的语境中,非常明确地 给出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判断,且把生产力作为道德标准的共同尺度,并内含着一种“道德进 步”的信念。因而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规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也不是“元道德的相对主 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批判的合法性。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认知后果论的批判与重构

认知后果论是当代主流的认知规范性理论,主张以真为最终价值,并以此评价一切认知状态及认知过程。然而,它存在一个两难困境:假定任何真信念都具有最终价值,显然不符合现实,因为现实世界中存在许多微不足道的真信念;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前提作出限定而排除这些信念,那么它就不能解释所有真信念,导致理论不完备。为了避免这一两难,笔者提出一种认知自然主义:一方面,认知自然主义通过否定真信念具有最终价值而避免了上述两难,指出真信念的价值取决于人类善,即人类的自然历史事实之描述;另一方面,通过为真提供一种客观的外在价值解释而保留了认知后果论的优点,从而能够合理地解释认知确证与真之间的紧密关系。     

欲望和信念的适应性方向

欲望和信念的适应性方向的理论源于休谟对心灵状态的基础性划分,是当代哲学关于实践理性讨论的重要支柱之一。对两种适应性方向之差别的说明,可以分为描述性解释和规范性解释。本文试图表明,规范性解释必然是诉诸问题的,描述性解释虽然有可能成功,但现有的主流理论都隐含地使用了一种诉诸态度的错误方式。在戴维森的认知主义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改造维勒曼的双层模型,我们可以为描述性解释开拓一个新的出路。     

三种人称立场对道德规范性问题的回答

道德规范性问题是最近几十年来伦理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如何正确地回答规范性问题却一直是众说纷纭.要想很好地回答规范性问题,首要的一点就在于从什么视角去把握这个问题.基于此,道德哲学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人称问题脱颖而出.通过分析道德哲学中的不同人称立场,我们有理由相信,回答规范性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第一人称立场上自律意志的反思性认可、第二人称立场上“你-我”结构相互确立的道德权威以及第三人称立场上平等适用的可解释性.     

论道德生活史研究的独特视阈及原则要求

道德生活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道德生活的历史叙述和再现,是以不同时期的道德生活为研究对象并力图揭示其发生发展线索的集描述性伦理学与规范性伦理学为一体的学科。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因道德生活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阈和原则要求。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既是一种实证性的描述研究,同时又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研究,必须超越自然主义和超验主义的研究立场,而将自然主义与超验主义作一有机的整合,必须既联系伦理思想来进行研究但是又不能局限于伦理思想的研究,必须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一元与多元相统一以及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研究原则。     

普遍命题和因果性

本文遵循信念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一皮尔士观点,将基本信念描述为地图,而具有普遍内容的普遍信念则根本就不是命题,而是形成“说话者迎接未来的系统”的变形假言陈述。因果律是一种变形假言陈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对于量化语句所表达的普遍信念,本文认为它们表达的是认知态度而非命题,从而明确支持了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的核心论题。     

理由、表达与哲学事业

布兰顿在这篇论文中回应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概括介绍了其推理主义的基本思想.布兰顿将哲学视为广义的认知性事业和自身反思的事业.概念本质上是规范性的,因此判断和行动表达了属于我们的承诺.哲学研究的主题是规范性和推理.哲学的任务是表达性的,阐释性的,即从给出和寻求理由的社会性实践开始,去理解概念性的规范和活动的条件、本性和后果,我们使这些规范和活动成为可能,而这些规范和活动也使我们得以可能.     

论国际援助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基于特姆金对“援助悖论”的反思

国际援助作为全球减贫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一直以来被人们所信服。然而,迪顿通过强有力的数据对之提出的质疑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际援助的基本信念,暴露出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及该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源,特姆金一方面从规范性阐释出发,深刻揭示了人们应该对全球贫困者负有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从有效性困境出发,通过对个人与集体在理性与道德之间普遍冲突的揭示,进一步解释和支撑了迪顿关于“援助悖论”的反直觉结论。然而,特姆金对困境的解释仅是分析了规范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并未谈及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思路。事实上,特姆金和迪顿之所以在“援助悖论”的困境中持观望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善”与“好”之间观念和范围的认识含混不清。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够在有效性和规范性之间实现矛盾的调和,从而进一步驱使我们对国际援助的本质及国际援助项目发展的美好前景进行重新审视。     

马克思“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论断的溯源与释义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思想谱系中,存在一种“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这一逻辑内蕴一种对劳动的偏见和蔑视。洛克、斯密、黑格尔等确立劳动作为市民社会以及人之生成的建构性原则的地位和意义,但劳动总体上被归结为“谋生手段”,因而在根本上并未突破“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马克思超越“实践—劳动”二元论传统,通过融通劳动概念与实践概念,阐明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内涵、本质和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就其基本内涵和本质规定而言,是以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活动;就其价值立场和承载主体而言,是基于消灭劳动剥削的“人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活动;就其历史延展和实现条件而言,是在人类社会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活动。     

理想状态和规范性——对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理论,它将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标准和最终根据.奎恩批评理由的主观理论是对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理解,它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进而取消规范性本身.作为回应,威廉斯用行动者在理想状态下的欲望取代行动者的现实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根据.一方面,该理想状态是规范性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该理想状态自身的规范性在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威廉斯的理想化方案挽救不了理由的主观理论.首先,威廉斯所设置的理想状态无法保证现实的规范性;其次,威廉斯将规范性奠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将使其对外在理由论的批评失去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