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缺失

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一方面,他借助于逻辑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创建了“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另一方面,虽然冯友兰以理性来定义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他仅仅强调其中作为思维分析方法的逻辑理性,而完全忽略了价值层面上的理性的批判向度以及与理性密不可分的人的自由本质,以至于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新理学”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变革。     

冯友兰论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兼论新理学的方法自觉

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当影响的哲学体系之一.迄今为止,对新理学的研究已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三个时期:四十年代、解放后的三十年、八十年代以后.四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新理学》(1939年)一书;虽然对其它部分也有所涉及,却是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当时,“贞元六书”刚刚出齐(1946年),再加上持续战争,人心难静,还不可能对新理学的整个体系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解放后三十年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新理学的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这种研究多出于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而少自觉的学理探究.八十年代的研究一开始基本上是重复四十年代的水平,然后才逐渐出现一些较深入、较系统的探讨.我们是在一度疏离或扭曲了健康纯正的学风之后,才又重新学着去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也许还要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读懂新理学;也可能是常读常新.     

评冯友兰的新统——兼论冯友兰哲学的归属问题

评冯友兰的新统——兼论冯友兰哲学的归属问题陈晓平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把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称为“新统”。在笔者看来,这一名称也适合于冯先生的整个哲学体系。本文就是在这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新统”一词的。本文力求阐明冯友兰的新统的内在涵义,这对于澄清冯友...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公允地评价冯友兰哲学——评介《冯友兰新理学研究》

在悼念冯友兰先生逝世的日子里,我仔细地读完了田文军同志的新著《冯友兰新理学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8月版。以下简称《新理学研究》)。这部作者琢玉三秋、覃精结构的著作,叙述系统、分析深入、评价公允,给了我许多启发,解决了我不少疑惑。所以我写了这篇评介。     

道家思想对冯友兰“新理学”的影响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新理学体系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少数几个系统之一。由于冯氏本人一再声称他是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讲的,所以这个系统通常都被划归到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之中。其结果,人们多着眼于新理学与程朱理学的承续关系以及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方面,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的广泛思想来源。其实,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在冯氏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西方的新实在论和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家、玄学和禅宗均扮演了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本文中,我将把论题限定在新理学与道家的关系上,希望…     

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

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冯友兰新理学与新儒家的哲学定位

本文的目的在于给新儒家以哲学的定位。新儒家哲学是现代的亦或是后现代的？它能不能改变中国传统哲学前现代的结构,能不能为解决当代哲学问题提供某种值得参照的途径？我们将从分析冯友兰先生１９４９年前完成的所谓新理学体系入手来讨论上述问题。由于此种分析与本文的主题关系重大,我将引进一种模式来界定新理学的现代性。　　　　　　　　　　　一冯友兰的新理学可以说在西方从没有产生过影响,它在中国出现之际却颇引人注目,但是很快就被中国哲学界所摒弃并几乎被遗忘了。新理学首先被冯先生本人所摒弃,因为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迅速…     

逻辑理性的融入——近代西方逻辑传播对冯友兰哲学的影响

近代西方逻辑传播对冯友兰哲学的影响 ,主要涉及哲学观和哲学方法两个方面。就哲学观而言 ,他既指出哲学与逻辑的差异性 ,又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其中 ,后者更为冯友兰所关注。就哲学方法而言 ,他把逻辑方法即“正底方法”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 ,主要包括 :基本概念含义清楚、明确 ,观念的提出讲求逻辑推导 ,利用类知识阐述哲学思想等。逻辑理性在冯友兰哲学中的自觉融入 ,对其“新理学”体系之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民族哲学的世界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近代一些重要哲学家则热衷于把西方自然科学原理和概念引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中来,从而使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思维模式和概念范畴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彻底完成哲学变革的历史重任,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借鉴和运用还存在许多缺陷,因而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新理学的解构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

新理学的解构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乔清举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建立的“新理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在当代发展的重要成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通过解析新理学体系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结构的二元化问题。也就是说，新理学的各个部分不是用一个统一的、一以贯之的原则，而是用了两个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具体地说，形上学中存在着逻辑与事实的矛盾；文化观中存在着“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的矛盾；人生哲学中存在着价值中立与价值判断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固然是新理学体系的缺陷，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     

严复对近代哲学变革的复杂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伪哲学变革,近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都曾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但相比之下,严复的贡献更大、更全面。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成就和不足、优点与缺点,都同严复有一定关系。他对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影响是巨大而复杂的。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是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融汇,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哲学走向近代化,开始创造性转化,明显受了西方哲学的直接影响。而近代“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这是严复在中国近代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背景和特色

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第一步。近十年来,这一问题正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对它的进程、特点、成就、影响尚有待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背景,对这场变革的某些特色作一些说明。     

新理学与西方哲学——新理学形上学形成的一种解释

冯友兰在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 (1934年 )上发言说 :“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然发展的结果 ,而是一些违背他的意愿的外力压迫的结果” (《三松堂学术文集》第 2 8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 ,以下简称《文集》)。此“外力压迫”指的就是西方文化的挑战。在这个发言中 ,他把前五十年中国思想的发展概括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以改良运动为代表 ,用旧文化来理解新文化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 ,用新文化来批判旧文化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 192 6年以来 ,注意新旧文化相互阐明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前二个时期的“合”,即新旧…     

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特点

意识形态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性变迁的重要方面,其基本特点是: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变迁是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动力,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求变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内驱力,民众认同的多元变化是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因素,"价值之争"始终存在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正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特点,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分析哲学与变革的哲学

许多分析哲学家不愿意把他们的学科看作一门人文学科。他们把自己的哲学分支视为对客观知识的严格追求,并因而视之为类似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文学科是由一些未经论证的意见相互碰撞而形成的竞技场。这一类哲学家,从行政管理方面来说,宁愿尽可能地远离文学教授,尽可能地靠近物理学教授。     

发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近代以来发展哲学的演变逻辑

本文拟从社会发展的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尝试对近代以来发展哲学的]变理路进行探讨,揭示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层根源,理解马克思发展哲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科学世界观与近代发展真理论主流以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对发展哲学进行界定,可以把发展哲学划分为发展真理论和发展价值论。这种划分并非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是理论倾向性所体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在马克思的发展哲学那里,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就是“一体两面”地统一在一起的。发展真理论的形成与近代科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及其社会效应,自然科学成了近代…     

境界范畴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理论特质——中国哲学精神管窥

“境”或“境界”在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范畴体系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界对境界元理论问题尚在探索,同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相对照而言,境界论还未形成比较系统、成熟和完备的理论模式。而且,由于其基本特性与内涵相当复杂,加之观照视角不同,学者们对“境界”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分歧。而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则有助于对其内涵与基本理论特质给予深入地把握。为此,本文通过对“境”或“境界”范畴在中国古代典籍、佛教经文以及文艺评论中的原有涵义进行探掘和梳理,揭示其由常识性语言依次经过佛教用语、美学范畴,最后上升为哲学概念的逻辑进程,进而透过“境界”范畴的自身发展过程及其所展现出的种种延伸性特征,探究其哲学层面的内涵与基本理论特质。     

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限制

公共秩序是以公共权力运作为枢纽的行为规范体系。作为源于社会又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其有效运作是公共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其不当运作又往往导致公共秩序的崩溃解体。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就成为政治秩序建构和维系的关键,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