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熊十力对刘蕺山的批评

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皆以刘蕺山为宋明殿军,特别是唐君毅对其颇为推崇,熊十力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刘蕺山在政治上是非不分,在学术上逻辑混乱,存在以心为物、以“躯壳上起念”之情言纯善无恶之真意、于自然现实情感中言知善知恶之知等问题。熊十力的批判,误解之处甚多,蕺山之心并非血气心脏,意之好恶为隐微的道德情感而非感性欲望,而且他在反对以意为主宰、而应以良知为主宰时,反驳依据并不充分。当然,熊十力的批评亦有合理价值。熊十力对蕺山的低评应与其性格特质、所处时代相关,同时学术路向的不同、对于东林党的整体反感也是影响其作出较低评价的原因。     

论刘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在宋明儒学中 ,“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 :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 ,一是指境界上的“虚而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 ,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 ,但均未能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 ,而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 ,非称理而谈。因而 ,也就不能据此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     

民国时期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解读

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于朱熹格物致知说做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蔡元培、谢无量等从工夫论角度的解读,有胡适、周予同等从科学的或认识论的角度的解读。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工夫论的角度解读朱熹格物致知说之后,工夫论的解读与认识论的解读二者逐渐走向统一,并发展至今。这一解读,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是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基础。     

简析中江藤树的格物致知论

中江藤树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继承了阳明学的学理与传统。本文以"格物致知"为主线,简要分析中江关于人心的"中"与自然的一致性,道德规范与天道的一致性。指出中江结合日本的文化传统,对格物致知范畴做了改变,使它和致良知、慎独等融合起来,重伦理而轻物理,慎是心中由敬做主,独指唯一无二的良知。以太虚作为道德最高标准,功夫在致良知。中江构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格物致知论,使得伦理规范在武士传统中更纯粹、更广泛。     

论刘蕺山对朱子学的继承、批评与会通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蕺山学定位为阳明后学。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蕺山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其实刘蕺山对朱子学理解极深,并深刻认识到朱子学的利弊两面。蕺山的慎独诚意论、格物说、敬论等,都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说。同时,他对朱子学也有严厉的批评:朱子认为本体自身圆满,本体上无需着力也不可着力;蕺山则认为工夫须直接在本体上做,否则将流于细枝末节。因而,蕺山发展"意"作为本体,以实现本体上的工夫,进而解决他认为朱子学"惨刻而不情"和学说支离二分的问题。     

因病对治——论刘蕺山对理学的反省与重构

时至晚明,宋明理学已是流弊重重,此时王学呈现出玄虚与猖狂之弊,朱子学存理去欲的主张与晚明情欲解放思潮也发生严重冲突。此外,理学还面临着世俗功利之学的冲击,这都需要理学家在理论上一一给予回应。刘蕺山作为晚明理学的殿军,面对晚明学术的种种弊端,采用因病对治的方式,以合一代分解,以实济虚,以主宰对荡越,以生生对寂灭,以尚义对功利,以静存摄动察,通过这种辗转对治,建构了有别于朱子学与阳明学而自成一家的学术体系。     

论蕺山学派刘宗周师弟子的人格气象

人格是德行品质和能力素养的统称,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的外在展示,人格气象是个体主体或集体主体经长期的生活磨砺和生命体悟所流露出来的特定的精神形象和德行境界。晚明刘宗周师弟子气节立德、经世立功、自得立言,凸显了蕺山学派刘门师弟子群体人格气象的三重面向:因明清易代,刘门师弟子殉节尽义,忠孝气节精神与日月齐辉,尽显忠义人格气象;刘门师弟子入仕谋政则尽心治国,出世读书则重经世实学,言性命之理不舍匡济实策,治学路向和事功实行皆强调学以致用、经世开物,反对谈虚说玄、空论矫作,展露出经世人格气象;刘门师弟子视"自得"为治学根本,更以学以自得为价值追求,强调为学不求苟同先儒,但求言出有理,其著述立说的自得精神彰显了创新人格气象。     

程颐"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程颐在表彰<大学>时重点对其中的"格物致知"思想作了诠释发挥.在程颐"格物致知"思想中,所格之"物"主要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而是道德世界的"事",因此所致之"知"并非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知识";程颐所格之"物"虽然主要是道德世界的"事理",但格物的方式--"思"实质上发挥着变化气质而使内在天理呈显的作用,因此所致之"知"也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或道德意识,而同样是对内在固有道德本性("天理")的明觉.     

《吕氏春秋》与道家析论

关于《吕氏春秋》的学派归属性,向有歧义,其中“道家说”占有相当优势。本文从《吕氏春秋》成书的社会成因和其对道家学说的吸收改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认为不属于道家。     

“即用以求体，致和以致中”——刘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评述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蕺山如此评述是否恰当?本文拟从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批评、阳明工夫论的固有逻辑、蕺山评述背后的价值取向,这三个方面来对此问题做出辨析。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与荀子“化性起伪”说析论

学界对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作者聚讼纷纭,但若悬置对具体作者的执求,以篇为单位予以观照,将其视作《礼记》类文献中的一篇,则可发现其义理脉络是对孔子“性近习远”说的逻辑展演,其思想史定位当在孔、荀之间。其以气言性的性情观、心术为主的心性论、人道可道的礼乐论,构成一条层层递进、彼此联动的工夫论进路。此进路与荀子“情可为”“心之可”“积礼义”的“化性起伪”说基本一致,实开荀子天生人成的工夫论之端绪。不同于孟子德性论、本质论的论性范式,《性自命出》和荀子的此种气性论、过程论的自然人性论传统应当是先秦思想史之主流。即便在孟子性善论崛起后,此一脉络仍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延续于后世思想史中。     

“致知”与“诚意”之间——刘蕺山论《大学》主旨及对王阳明的批判

王阳明对《大学》主旨的理解,经历了由"诚意"到"致良知"的变化。刘蕺山则认为《大学》主旨乃"诚意",并对阳明的良知学说进行了批判,不过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亦有所维护。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与刘蕺山的"意根""诚意",并不如黄宗羲所讲两者无甚分别,亦不如牟宗三所言两者"地位及层次皆相等":"良知"相较于"意根"来说,更为浑融宽阔;"诚意"则是针对"致良知"所未加以突出强调的葆任源头处的洁静精微而发。     

论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

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其实,传本《说卦传》中这三章文字的内容与以下八章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其间存在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从传本《说卦传》这三章与见于帛书《易传》的这三章文字的异文来看,传本《说卦传》的文字来源应早于帛书《易传》.从帛书《衷》篇的行文来看,其中见于传本《说卦传》和《系辞传》的文字应是《衷》篇对《说卦传》和《系辞传》的引用.     

论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东)人,是中国《易》学史上一位具有非凡建树的杰出《易》家。他所创立的以“扫象阐理”’为宗旨的《周易》学说,全盘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新帜,改变了一代学术风气,成为宋代《周易》义理学之先河,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易》学发展的历史。 “得意忘象”,是王弼“扫象阐理”《易》学体系中的核心纲领,也是他所倡扬的各种解《易》条例赖以置根的基点。因此,本文针对此说,略述其内容实质,考辨其学术渊源,揭明其深远影响,以期展示王弼《易》学独步千古的思想蕴蓄之斑。     

试论今本《说卦》文本统一性的言说方式

今本《说卦》诸章之间是否有统一性,存在一定争议。肯定者的证明多从寻找诸章之间的文义逻辑出发,但尚未寻找到一个坚实的联结点。事实上,今本《说卦》的形成可能有多种来源,但形成后诸章之间遵循统一的言说逻辑,即第一至第六章展开的“蓍数—卦爻—义命”与“道理—卦章—数神(万物之象)”结合的顺逆言说方式,而第七至第十一章则是根据前六章形成的包含先后天时序的综合时序整理的世界万象。此为今本《说卦》存在内在统一言说方式的证据。     

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读四书大全说》的大学部分为中心

本文力图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看船山的《四书》诠释。作者认为:船山读《大学》说,其中以正心说和诚意说为其核心,呈现出其独特的心性-工夫论。船山有关《大学》的讲法,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诺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但顺承程朱《大学》解说的脉络,延续程朱大学诠释的问题性,吸取程朱许多的诠释学资源,同时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提出广泛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大学》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的一部分,其心性-工夫论虽未及开展到清代儒学以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但在儒学思想史上确有其意义。     

《经学理窟·宗法》与程颐语录——兼论卫湜《礼记集说》中的张载说

《经学理窟·宗法》是探讨张载宗法观的基本材料,但对于混入其中的程颐语录,尚无人作出考辨。本文对《理窟·宗法》大部分条目加以分析,尝试区分辨别张载语录与程颐语录。文章还发现,卫湜《礼记集说》引张载《礼记说》诸条中,也有迄今不为人知的程颐语录。     

从《大学古本说》看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

清初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又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以李光地逝前二年(75岁)所倾心撰写的《大学古本说》为考察对象,可为这一问题的判释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大学》版本上,他尊奉古本而反对朱子改本;在“格物”诠解上,他驳斥朱子格物补传,收缩格物指向;在“诚意”释义上,他以“意”为“心之主”来反驳朱子的“意”为“心之所发”,并以“诚意”取代“格物”作为《大学》一篇之要;在学术特质上,其《大学》诠释表征出“融通汉宋”和“兼采朱、王”的面向,融入和强化是时学术思潮。由此可见,李光地对朱子学的态度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羽翼不二,更非是游移不定,而是秉持“发明道理,不为人也”的释经原则,对朱子学当批则批、当补则补,显豁出其尊朱而不述朱的学术态度。     

《论孟古义》与《读四书大全说》的比较

本文对 1 7世纪中日思想家王夫之和伊藤仁斋的著作《读四书大全说》、《论孟古义》作了比较 ,认为 1 7世纪中叶 ,王夫之和伊藤仁斋诠释《论语》、《孟子》在批判程朱、复归孔孟的同时 ,所提出的“实学化”、“人情化”、“合理化”的人生主张有相通之处 ,符合时代潮流。二者在解决相近的课题方面仍有较大的差异。王夫之重视历史文化传统 ,具有深沉的文化信念 ,试图在全面总结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使中国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而伊藤则简明直截 ,不作高深玄远的哲学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