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历史观

一种身体现象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历史观的考查将使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更加重视当下的历史观,一种天人合一的历史观,一种进化与循环并重的历史观,一种英雄与民众协同的历史观,一种与忧患血肉相连的历史观。所有这些中国式的历史观,不仅以其从容中道、不落两边的性质,与那种从心灵出发而泥于思执的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以其"经"与"史"的彻底的统一,而和中国哲学的种种核心思想结下了深刻的不解之缘。     

康德道德—政治哲学的革命意义

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写的一系列后期论述中,为了克服人性中根本恶为目标、造就遵循道德准则的新人,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他的启蒙观和历史观把道德的思想革命推向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以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道德要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为"人可以希望什么"的批判哲学问题,描绘了朝向更善目标进步的历史进步的政治蓝图。     

试论司马光的历史哲学

司马光为我国继司马迁之后,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其所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乃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史学名著之一。为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积极思想成果,同时从哲学思想方面对司马光的史学成就给以理论上的论证,本文试就司马光的历史哲学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文化与哲学的整合--论张岱年先生早期的哲学文化观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的"综合创造论"体系卓然独立于三、四十年代的哲学论坛,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在哲学上,张先生力主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解析派的哲学方法,构成一个新的综合;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本文以文化与哲学的关系为视角,剖析了张岱年先生哲学观与文化观的内在关联,指出张先生广博精深的造诣乃在于二者的有机碰撞和交融.     

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     

深切缅怀中国图书馆界的领导者和建设者

<正>一代学术宗师任继愈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宗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开创了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学界为之震动,引发了历时数十年的学术讨论;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的杰出成     

生命进化与宇宙意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但并非一种"基于生命的哲学"。柏格森区分了生命概念的两种含义,而他在《创造的进化》一书中所讨论的生命主要是生理生命。这样理解的生命,实际上是宇宙的两种运动,物质和意识的互相作用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意识概念在一种宇宙论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因为柏格森哲学有一种宇宙论的转向。     

海德格尔与技术命运论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在他的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相关迷思可能是20世纪最艰深的一种。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探讨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第一,海德格尔前期的世界和时间学说及其技术哲学含义;第二,围绕"实验"(experientia)概念探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之起源的观点,落实于形式科学与实验的关系问题;第三,围绕"集置"(Gestell)概念讨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基本看法;第四,围绕"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概念讨论在海德格尔那里启示出来的关于现代技术的思想姿态。本文的主要意图还不在于讨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本身,而毋宁说在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和技术之思出发,反驳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阐发一种所谓的"技术命运论"。     

走向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的最新研究

当英国历史学家忽视任何与历史哲学相关的最新著作时,他可能会得到谅解。因为,历史学这个专业中的专家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哲学这种思辨性和分析性行为,对于历史编纂学的实际工作,即使有所助益也是很小的。G.E.爱尔顿(Elton)教授的《历史学实践》(1967)一书的首页就挑明了这个最直接明了的告戒。他建议我们,“《历史和理论》的每一个新成员都想发表一篇力图给历史赋予一个哲学基础的文章,而且,某些这样的文章也是有趣的。但是,我怀疑他们是否推进了史学论文。”因此,在爱尔顿看来,几乎没有必要授权他在另一个学科中的同行去评估历史编纂学的认知要求。历史学家本人,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为了实际的需要去决定历史学方法的目的和用途。而对这种保护主义方法的危险性的诊断,则留给了后期的A.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1974年)。汤因比声称,爱尔顿正在“处心积虑地试图创造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的封闭的领域”,在汤因比看来,这种封闭的领域“对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致命的”。当然,超越历史学和哲学的界限是有危险的,汤因比本人在历史学专业中没有什么名望,这可能会被看作是这种危险的一个显著标志。     

何谓“做中国哲学”?——陈少明《做中国哲学》评议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如何体现中国哲学的中国性与哲学性,向来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陈少明先生提出"做中国哲学"的方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做中国哲学"强调从哲学史梳理转向直接面向现实生活问题的哲学创造。而在哲学创造中,把经典文献视为古典生活经验,在经验的意义上,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与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做中国哲学"的方法,旨在贯通古与今,使今天的哲学创造能够激发经典新的生命力,使经典智慧能够继续引导时代的精神。     

张载气化哲学视野下的易学“卦变说”理论

"卦变说"是历代易学家常用的解易体例之一。张载作为义理派易学家在运用这一体例时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他以同时包含"乾""坤"两经卦的《否》《泰》两卦作为本卦,以其中的阴阳往来升降去诠释三阳三阴卦之经文与传文,透显出与其整体气化哲学的宇宙论、辩证观和社会历史观的连结和贯通。通过对此连结之深入发掘,对张子理学和《易》学以及二者关系的理解都有重大意义。     

关于一个历史观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创造历史的角度讨论历史观问题。试图证明:人类历史是现实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和“英雄创造历史”论的对立是两种二元论历史观的对立。     

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

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创立是对传统哲学展开的一次整体性的批判,是以文化哲学的方式解答康德的哲学问题,构建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这一哲学以符号功能为核心概念,把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意义的表达作为哲学的最高存在,在此基础上改造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提问方式,实现了哲学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转向.与其他的文化哲学家相比,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主义+生命哲学和哲学人类学.     

沈志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贡献

沈志远是中国早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编撰出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创办了多份马克思主义期刊,较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作了研究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著书立说,对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在深入研究沈志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贡献时,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发掘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贡献,努力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入新境界。     

从现象学到谱系学——尼采哲学的两重面向

尼采哲学同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勒-庞蒂等为代表的现象学有着很多共识。首先,尼采哲学同现象学一样抛弃了现象与本体或"物自身"的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肯定了现象是唯一的实在,并认为现象就是权力意志;其次,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具有赋予和创造意义的"意向性"特征;最后,尼采还承认权力意志的意义赋予或创造具有时间性的视角特征。从这些共识来说,尼采哲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现象学。但是,尼采哲学不只有现象学的一面,还包含了谱系学的一面。作为一个谱系学家,他否定了现象学的"明见性"原则以及对于"起源"的追求,而是认为任何"起源"都是历史性的,都是权力意志的偶然产物。从这一点来说,尼采哲学同时包含了超出现象学的新视野。     

如何理解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在这个语境中,科学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将哲学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因而科学与哲学是对立的;"科学"意谓一种各门学科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标准,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是"科学";拥有"范式"是科学最根本的特征,唯物史观尚没有成为历史观领域中的"范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理论理想和理论使命就是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本原”问题探究

胡塞尔不仅把他的现象学看成是一种探究"本原"的哲学,而且认为现象学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之理想的最终实现。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现象学被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批评为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或"在场形而上学"。本文根据胡塞尔在不同时期对于本原问题的思考,一方面论证胡塞尔现象学的初衷是要克服传统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困难,保持"形而上学的中立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现象学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若干哲学思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建设实践,特别是汹涌澎湃的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给当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值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进的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提炼和总结。哲学作为反映自己时代精神的学问,它的特性之一,就是善于从客观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从人类的本质活动中揭示社会运行的深层规律。因此,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对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进行哲学总结和升华,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无疑是哲学研究者理应肩负的时代使命。回顾历史,1840年以来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追求现代化文明强国的历史,现代化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主题和最大政治。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存在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冲突和融合问题,需要从宏阔的世界观、深厚的历史观和鲜活的时代观去驾驭。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践中壮阔前行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不但开创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篇章,而且也必将创造一种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现代文明形态。当代世界,迫切需要构建一种能够反映新的文明形态的哲学话语体系来为这个时代"安身立命"。     

哲学创造与阐释的历史变奏及当代启示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时常出现创造与阐释相互转换的规律性现象。回顾哲学研究的历程,似乎明显存在着"创造——阐释——创造"或"阐释——创造——阐释"的历史"变奏曲"。这种反复出现的变奏,在哲学研究主体的个体、群体和整体诸层次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显示出阐释与创造的规律性变换,但目前在总体上处于"阐释多于创造"的状态,甚至隐含着"阐释驱逐创造"的机制。中国哲学当前发展中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乃至困境,呼唤中国哲学共同体认真考量哲学发展中阐释与创造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地予以对待和处理,以期形成阐释与创造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康德的自然观: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

康德的自然观一直受到广泛误解,"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然而人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康德所努力探索的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类自由都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