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之个体型对象“类”的价值性

《荀子》的"类"观念之所指,按形式可分为个体型对象"类"和关系型对象"类";按性质则可分为感性"类"和价值性"类"。《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包括感性个体"类"和价值性个体"类",其中体现的是儒家在实践领域应然的"宜"、"义"即善、义务、正当等"应然"特点,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客观性或事实性,不是以对象的共同固有客观属性为根据的"类",其感性与价值性不分,统一于价值性。由于从价值而非固有性质来认识和规定对象,《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其根本性质不是认知性而是价值性的。     

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发展——以《论语》《孟子》《荀子》的“君子”所指为例

在《论语》《孟子》中,“君子”的具体所指并不统一,意义可分为若干类。到了《荀子》那里,君子基本上指兼具道德与才干两个方面素质,具有意义的确定性。由此可证,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发展了,这是《荀子》重要的思想贡献。当然,假如认为经验的“类”再“统”也是有限的,基于经验的“类”的一般性不在普遍理性的范畴内,那么《荀子》的“君子”也不是一个概念。现代以来基于理性的分析,是套用西学范式的研究,并没有从诸子文本的客观形态出发。     

辩证法体系:马克思与列宁

马克思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有《辩证法要素》,二者作为辩证法体系的提纲性雏形有倾向性的差异:(1)从哲学对象上看:前者以“事物、现实、感性”即属人的感性现实世界为对象,不涉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之物”;后者则以“自在之物本身”为对象。(2)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和     

庄子思想探微

一关于庄子的思想是唯心論还是唯物論,目前哲学界正在开展热烈的討論。过去我的意見是:庄子的所謂自然的观点,实际上,就是离开了时空的超現实的观点。我們知道,空間时間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要超越时空,即是对时空的否定——否定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时空既非物质的存在形式,于是自亦无所謂物质,无所謂物质世界;于是所謂世界只是人們的主体观念,只是观念的世界。庄子的所謂“道”就是如此。荀子說“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苟子》《解蔽篇》),近人罗根澤批評荀子对庄子的这一評論是很大的錯誤!因为庄子《大宗师》篇明白地說“庸讵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可見他是主張天人不分的;由是而知,庄子的所謂天,并非真的是指自然界;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与荀子“化性起伪”说析论

学界对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作者聚讼纷纭,但若悬置对具体作者的执求,以篇为单位予以观照,将其视作《礼记》类文献中的一篇,则可发现其义理脉络是对孔子“性近习远”说的逻辑展演,其思想史定位当在孔、荀之间。其以气言性的性情观、心术为主的心性论、人道可道的礼乐论,构成一条层层递进、彼此联动的工夫论进路。此进路与荀子“情可为”“心之可”“积礼义”的“化性起伪”说基本一致,实开荀子天生人成的工夫论之端绪。不同于孟子德性论、本质论的论性范式,《性自命出》和荀子的此种气性论、过程论的自然人性论传统应当是先秦思想史之主流。即便在孟子性善论崛起后,此一脉络仍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延续于后世思想史中。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遵循以生言性的路径,《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将人性论与形而上相剥离。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欲多物寡的情况下,人性之“恶端”必然勃发。“恶端”是客观的,但它不是“原罪”,也不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或因素,而是一种诱因,一种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荀子》由自然性的性伪分导出社会性的性伪合,再由性伪合而申礼治,其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有恶端可化论。在《荀子》,化性起伪的“化”不是改变而是教化之意,性伪合依旧立足于性伪分。     

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

本文认为,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之“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所谓的“伪”。也即是说,在荀子这里,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与规定的概念是“伪”而不是“性”。所以虽然荀子有“人之性恶”的说法,但若从“伪”的角度说,荀子其实是个“性善论”者。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佛祖统纪》脉络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南宋咸淳五年(1269),四明东湖沙门志磐撰。载于明南藏“城”至“碣”函(明北藏和清藏缺载)、频伽藏“致”帙,收入《大正藏》第四十九卷。书首有明万历甲寅岁(1614)西蜀辅慈沙门明昱的《阅佛祖统纪说》;德山杨鹤的《佛祖统纪叙》;志磐的《佛祖统纪序》和《佛祖统纪通例》。《佛祖统纪》是一部由天台宗人撰作的纪传体佛教史。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和志五大类:     

先秦名学发展的两条路向

名学研究"名""实"关系以及"名"的指称意义,本质上是关于人的认识的认识。人的认识基于个体性和群体性两个方面的要求,个体性方向的发展可能由感性经验而趋向直觉主义,群体性方向则从实践的理性化而走向逻辑主义。先秦名学的发展即循着这两条路向,前者以《公孙龙子》和《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为代表,后者在《墨经》《荀子·正名》中最为典型。由感性经验到理性综合,是逻辑发展的两个阶段,也是两个方向,后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典型特征。     

《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兼谈《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易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心与物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奖学思想则以生生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现代人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古代中国有自觉象征

《哲学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陈良运的文章《论<周易>的符号象征》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的《周易》就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自觉象征””但与黑格尔所定义的“象征”有不同:象征的“精神意义”不是直接与“感性形象”结合,而是与感性形象的抽象符号结合,形成独特的符号象征。化自然具象为观念符号,由观念符号组合出示“吉凶”的卦象,再由卦象生发出各种精神意义,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太平经》的和谐观

世界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中期的《太平经》,又称《太平清领书》,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题和这个命题所表现的“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熔铸了一种独特的宇宙人生理论。汤一介先生称之为“普遍和谐观念”①。这种“普遍和谐观念”在《太平经》中至少包括四个层次,即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身心的和谐,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整体和谐观念。一、自然界的和谐《太平经》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     

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略论道家“天、地、人”一体观在民族心理中的渗透

道家黄老学“天、地、人”一体观的思想内涵颇为丰富,包容在《管子》、帛书《黄帝四经》、《易传·系辞》、《■冠子》、《文子》及《吕氏春秋》等文献之内;不仅如此,其影响所及,又扩展到先秦儒学《孟子》、《荀子》等著作中,因而形成了对文化传承及民族心理具有深层的渗透力。一、“天、地、人”一体与《荀子·礼论》道家“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推天道以言人事。儒家荀况长期生活于道家相对集中的稷下,因而深受这种影响,屡言“天、地、人”一体,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     

“感性世界”实践论诠释的认识论意义

《哲学研究》 2004年第 3期刊登了笔者《“感性世界”的实践论诠释与哲学范式的变革》一文。该文的基本观点是, 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命题, 这个命题的本体论含义是在马克思关于“感性世界”的实践论诠释中得以显现的, 亦即马克思通过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 明确强调: “感性世界”并非是独立于人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在世界, 而是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深刻基础的属人的现实世界或“生活世界”。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暗示着哲学范式的重大变革, 即从“解…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科学

一丰富的中国古代逻辑大致可以分为墨家逻辑、正名逻辑和论证逻辑三个传统,但处于主体地位的还是墨家逻辑,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墨家逻辑之中。正名逻辑以名家、儒家的“正名”思想与推知方法为主线,直指宋明理学的“正名”逻辑思想与方法。论证逻辑以王充的论证理论和方法为主体,主要是关于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墨家逻辑以“类”概念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主要推理成分是“名”、“辞”、“说”,主导推理范式是“推类”。什么是“名”?《墨辩》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说:“实不喻然…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论中国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三类命题判定中国哲学有“人类中心论”:一是“人为天下最灵”,二是“人最为天下贵”,三是“人者天地之心”。“人为天下最灵”的观念出现很早,《尚书·泰誓上》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话。“人最为天下贵”的说法,更为常见。《孝经·圣治章》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更明确认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东汉王充则从知识、智慧的角度立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人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出现得最频繁。《礼记·礼运》最早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