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

长期以来，多有藏文史料记载在吐著王朝松赞干布前五代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佛教“自天而降”初传入吐蕃的神话传说。古龟兹洞窟藏文壁文却记载了一个新的说法，认为在吐蕃开国之君聂赤赞普时代，佛教己初传吐蕃。这个新的版本的背后，隐藏着关于西藏早期佛教史的若干史实，折射出西藏高原早期土著宗教本教“天神降临”神话对吐蕃佛教的深刻影响，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及其对西域佛教艺术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新的历史证据。     

略论笨教的产生及演变

笨教是西藏社会最早出现的一种宗教。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因而人们很难确切地了解其产生与演变的历史,即使在一些藏文史籍中有所反映,也仅是一些零星的材料,而且较为混乱。如,关于笨教的起源,有的书上说是由吐蕃第一代赞普——聂尺赞普时策米兴吉母杰所创;而有的书上又说笨教应产生于吐蕃第八代赞普——直贡赞普之时的兴饶。但我认为,作为西藏原始宗教的笨教,从它最初所崇拜的宗教观念来看,决非产生于吐蕃赞普出现     

吐蕃传统成文法中的佛教因素

吐蕃王朝时期赞普、王臣根据需要制定了诸多成文法条。这些成文法条在立法过程中的立法依据、立法技术及法律表达形式方面,在立法实体内容的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佛教相关保护立法方面以及成文法条的思想认知诠释方面都有佛教因素的影响。探讨梳理吐蕃传统成文法中的佛教因素,对于深入认识吐蕃王朝时期的法律形态,把握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教关系,理解吐蕃王朝时期的社会规范形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前宏期吐蕃赞普、地方豪族、苯教和佛教势力间的博弈

前宏期的吐蕃王朝在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各种危机,主要包括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和政权建设的渗透性危机等。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下,赞普王权始终面对着苯教同地方豪族势力间联盟的挑战。为了建构一个自上而下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从而牢固树立自身权威,赞普将目光投向了佛教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因此,自松赞干布迄朗达玛时代的前宏期,围绕吐蕃上层社会的始终是赞普王权、地方豪族权势、苯教教权和佛教势力间的权益博弈,也正是这种“零和博弈”最终加速了吐蕃王朝的毁灭。     

“藏族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访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

王尧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藏学家,1928年出生,江苏涟水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尧先生在藏族史、藏传佛教、敦煌藏文献、藏族文学、藏语言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敦煌文献选》、《藏剧故事集》(汉、英文版)、《宗喀巴评传》、《西藏萨迦格言译注》、《藏学零墨》、《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陆版和台湾佛光出版社版)、《藏学概论》、《西藏文史探微集》等20余种,发表论文数百篇。     

读萨迦两祖名称幢和八思巴的两篇《西藏王统记》(续完)

七、百年安乐期的结束上文已提到,关于吐蕃时期的史年,佛教史家另有一套记总年的数字,这组积年数字既和相继的朝代有关,而又和一些对佛教来说有重大意义的史实相联系,因此它自然可以成为确定各朝年代的参考系。这几次重大事件当时尽人皆知,佛教僧人一代至三代间都可以记忆无讹。具体说来就是(1)松赞干布之死,(2)赤松德赞之生,(3)赤松德赞之被刺,(4)热巴巾之登位,(5)热巴巾之被害。这三位赞普是吐蕃时期兴佛的最重要人物,他们     

浅谈朗达玛灭佛的背景

公元7世纪到9世纪中叶,史称佛教在西藏早期发展的“前弘期”。佛教进入西藏初期,与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发生巨大的冲突和激烈的斗争,其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吐蕃第九代赞普朗达玛(841—846年在位)大规模灭佛。朗达玛灭佛是藏族历史中佛苯教斗争最具影响的事件,它最终确立了佛教在藏族历史中的地位。本文着重分析促使朗达玛灭佛的各种历史动因。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藏传佛教中供养的尊像,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形象中,又以十一面观音像的传入为最早[1]。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传,经中就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文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一十一面观音在佛教供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敦煌写本《盂兰盆文》研究

本文根据存世的敦煌写本《盂兰盆文》,分析了唐五代时期敦煌举办盂兰盆斋之时斋文的名称、性质及其所依据的经典版本。《盂兰盆文》作为盂兰盆斋仪轨中的一部分,不仅涉及佛教内容,更与荐亡追福、丧葬习俗、密教、汉藏佛教交流等关系密切,是佛教中国化、本土化历程的具体体现。     

敦煌藏译《大通方广经》版本探微——以吐蕃文献PT 92/1、200、201,ITJ 207、250为中心

《大通方广经》是中古时期一部极为流行的汉文佛教疑经，该经在吐蕃时期就被译为藏文，存世的藏文本包括敦煌出PT 92/1、200、201,ITJ 207、250等残卷，以及《甘珠尔》收录的此经的全译本(P.930,D.264)和摘译本(P.931,D.265)。经对比研究，我们发现敦煌PT 92/1是一部与大正藏本(T.2871)分卷一致的译本；PT 200、201应是ITJ 207的异本，而ITJ 207与《甘珠尔》全译本之间的差异已远远超出了校勘的范围，它们应属两个不同的译本；ITJ 250是《甘珠尔》所收录摘译本的一部早期抄本。其中PT 92/1与ITJ 207有可能为非吐蕃官方译本。娘日尼玛沃色所说的汉阿阇梨噶玛拉希拉与玛仁钦乔从汉文佛典翻译的《邦贡恰东》可能是《甘珠尔》中该经的全译本。另外，《教法源流花蕊蜜汁》与《拔协增补本》中所谓达磨赞普灭佛时的另一部未译完的《邦贡恰东》有可能就是后来《甘珠尔》中收录的摘译本。本文冀此钩沉汉藏佛教深度交流交融的一段重要史实片段。     

卓弥译师与玛尔巴尊者——新译密乘时期的两大宗师

从公元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开始,藏传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史称“后弘期”)。以1042年阿底峡尊者入藏为标志,西藏地区的佛教从复兴进而转入建立教派时期。当时西藏社会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昔日曹与内地唐王朝力相抗衡的吐蕃王朝已不复存,代之以邦国割据的局面。王室后裔的几个支系与一些新兴贵族势力各据一方,并且大都热心于复兴佛教,以求安定社会,发展实力。在这一形势下,藏区再一次掀起了传译佛经、赴印求法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如大译师仁钦桑布那样的精通教理、善巧梵藏语言文字的优秀译经师。他     

吐蕃时代佛经翻译考辨

本文依据大量的藏汉史料,详细考证了吐蕃时代从松赞干布到热巴坚西藏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轨迹.分析了松赞干布之世虽有佛经译出,但并未流传于世的原因.至于赤德祖赞时期,藏文史料虽记载有汉文佛经的译出,但这实际上是将后世的史实前提了.赤松德赞时期和热巴坚时代是吐蕃译经的高峰,文中不仅叙述其基础概况,而且对参与译经的异域人士如克什米尔的阿年达、突厥人吾比夏等进行了介绍,对热巴坚时代的厘定译语也进行了重点叙述.     

汉藏教理院史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密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1]。汉藏佛教交流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目的一页。其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无疑当为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的产生、发展、鼎盛以至结束,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的政治、文化状况等外缘紧密相关,同时又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今且依此对其历史作一简述。一、建院因缘　　1、佛教格局　　中国汉传佛教自明清以来日趋衰颓,迄于民国…     

五台山与西藏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著名的四大名山之一。自古以来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是国内外佛教徒向往的一个地方。 五台山对于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来说,历来都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五台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早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吐蕃王朝就曾派专使赴唐朝求取五台山图,并根据原图在敦煌复制了五台山彩图。藏文佛教经典《莲花经》中将五台山列为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特色之比较——以瞿昙寺壁画为例

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并称为佛教的三大体系,其中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为佛教中重要的两大派系,但是由于时间、地点以及传入方式的不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教义上讲,汉传佛教为大乘显教,而藏传佛教为显教和密教合而为一的教派。明代瞿昙寺壁画将藏传佛教绘画与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巧妙融合,是汉藏文化交流大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十分有利于我们对于同时间、同地域的汉、藏两种佛教寺院壁画风格进行比较分析。     

漫谈唐卡艺术

藏族绘画史可追溯到吐蕃王朝早期。远在四五千年前的卡若文化遗址中 ,陶器上用黑彩绘成的三角折线和三角图案等简单的纹饰中 ,可窥见藏族绘画艺术的萌芽状态。建于公元前１００多年前距今有二千年历史的藏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的墙壁上就绘有壁画。公元七世纪 ,吐蕃王朝崛起 ,在这前后 ,吐蕃王朝相继修筑了布达拉宫等建筑规模空前的宫殿。有不少绘画艺人参加了这些宫室的壁画绘制工作 ,大大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大昭寺志》有松赞干布法王用自己的鼻血绘了一幅白娜姆女神像的记载。表明此时由于佛教的传入 ,绘画艺术也有了大的发展…     

从热带雨林到雪域高原——和平使者阿底峡大师的弘法历程

<正>阿里地区佛教,曾经有过公元11世纪前后阿底峡尊者、仁钦桑布大译师所处的辉煌的古格时代,高峰之后虽又经历衰落,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切兴盛衰败都是佛教“缘起性空”与“成、住、坏、空”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佛陀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明白了,这似乎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公元9世纪朗达玛“灭佛”后,吐蕃末代赞普的儿子吉德尼玛衮逃到阿里地区,娶了当地土王的女儿为妻,生下的三个儿子,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鼎力之作——评杜斗城先生的《河西佛教史》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先生的《河西佛教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通篇78万字,方立天先生为之作序,可称得上是一部鸿著。从工作之始,先生就致力于河西佛教的研究,虽然先后出版了《陇右高僧录》、《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北凉译经论》、《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以及《正史佛教资料类编》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但不曾放弃对它的关注和思考,期间虽历经工作繁忙和诸多变故,一直恒心未改。可以说,这部书是先生半生心血研究成果的结晶。     

西夏的佛教（下）

五、僧人和度牒西夏是多民族的王朝,其僧人也是多民族的成分,包括主体民族党项、汉、藏、回鹘以及印度(天竺)僧人。其中党项族僧人人数最多。回鹘僧人在西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西夏前期译经的主力。元昊和秉常时代译经的主持人白法信、白智光两位著名的僧人,应是汉文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回鹘僧”的代表人物。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颇深,在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11世纪末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强力推行,对原来的佛教造成重大威胁。不少印度僧人为躲避灾难并宏扬佛法,纷纷到西藏传法。同时一些印度僧人也到佛教兴盛的西夏传法,有的人…     

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

一、敦煌出土佛教文献的概况 散藏于世界各国的古代敦煌文献总数约在５万件以上,除了数量最大的汉文文书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阂文、梵文、西夏文写卷,其中有９０％以上的卷子都是佛教义书。 从敦煌遗书纪年题记看,时代最早的佛教卷于是日本中村不折氏旧藏的《譬喻经》（散７４６）,系前秦苻坚甘露元年（３５９）之物。其次为Ｓ．０７９７《十诵比丘戒本》,写成于西凉李暠建初元年（４０５）。时代最晚者为北图藏收字４号《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和俄藏《曹宗寿造经帙疏》（Ｆ．３２Ａ Ｍ．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