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研究在中国

中国人从海德格尔学习始于沈有鼎,但其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却始于熊伟;经过战乱和文革的干扰,海氏思想的全面翻译介绍和深入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海德格尔对老庄思想的爱好鼓励、鉴定了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但是海德格尔看到的老庄却是德国化的老庄;他在《老子》十一章中看到的他自己“玄在（Seyn）”思想的影子,实际上是翻译中不得已加到老子思想上的德语成分。     

美国汉学家李克教授的“中国学情结”

美国著名汉学家李克是中国典籍《管子》的权威英语译者。通过他对《管子》一书长达五十余年的翻译与研究历程,他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以及他对授业导师卜德教授的师承,和他对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的不断开拓,我们可以窥见其"中国学情结"之一斑,同时文章也梳理了在其翻译与研究中,他与中国友人结下的深厚情谊。     

一代穆斯林大学者──马坚先生（续）

一代穆斯林大学者──马坚先生（续）张会成三、翻译《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和立法依据,所以马坚先生对翻译《古兰经》十分认真、慎重。马坚先生于１９３９年底,自埃及学成回国,他的老师哈德成阿訇（是当时上海中国回教学会的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后...     

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道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虽不通梵语,但他整理考校旧译佛经,主持并参与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功不可没。他从亲身实践中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也为后世佛经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考察道安对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及其翻译思想。     

《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中国已知最早《古兰经》小经汉语通译本介绍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的经典《古兰经》。从唐朝到民国的1200多年中,《古兰经》始终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汉语,不为广大中国人了解。目前学术界已知我国最早《古兰经》汉译本出版于民国十六年(1927),是我国汉族学者铁铮从日文转译过来的。然而,笔者在整理伊斯兰文献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1912年由两位甘肃籍阿訇用"小经"文字以经堂语翻译了《古兰经》全文,命名为《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这一发现刷新了我国《古兰经》翻译的历史纪录,将中国汉语通译《古兰经》的历史提前了近15年。该译本对研究我国经堂教育的发展和经堂语的应用,以及明清时期的汉语言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中国穆斯林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重大尝试,是对汉文化认可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化产生向心力的一个标志。     

“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     

浅析《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中古汉语词汇的翻译——汉语特有名词和诗词角度分析

一．《浮生六记》与林语堂 《浮生六记》出自清代文学家沈复之手，是其描写自己生活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浮生六记》在当代中国得以广泛为人知晓，这功劳多半要归功于林语堂，而其对《浮生六记》的翻译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林语堂作为一位外语创作的中国作家，他的系列作品向西方读者阐述了东方思想。林语堂在译本前言中称芸为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可爱的女性之一，“对于沈复来说，她虽不是最美丽的，但这不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一位。”林语堂甚是喜欢《浮生六记》，十易其稿，于1936年发表了《浮生六记》的最早英译本。     

两次人生：周克希

正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二十八年,知天命的年龄弃理从文,走上了三十余年的文学翻译之路。他是周克希,国内翻译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942年,周克希出生于福建永安,他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初中时十分喜欢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和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对这两位译者更是敬仰之至,但母亲希望他     

典籍翻译——以《管子》英译为例

对比《管子》两个英译本对《牧民》《权修》《立政》《枢言》《法禁》五篇中7处包含“耻”字的语句的翻译,不难看出,中国典籍英译中应该注意核心术语的翻译,对于核心术语,应尽可能采用语义翻译,而且应尽可能保持术语的前后一致;不能采取语义翻译的部分,应根据上下文内容保证译文的语义合理性;对句子与篇章的翻译,应符合目的语即英语的语法规范,保证语言的地道流畅,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     

马联元的著述研究 中CSSCISSCI

4.《大杂学》（ ）,不分卷,一册,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中国伊斯兰教法实用知识著作。2013年云南玉溪大营清真寺管委会主任马彦发起对《大杂学》的搜集、整理,马敏康阿訇等将《大杂学》中的波斯文翻译为阿拉伯语。这本《大杂学》弥足珍贵和不同寻常的是,开篇以马联元在旅途中撰写的阿拉伯文自传体“序”（1）拉开全书的序幕,为人们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经学思想开启了一扇窗户。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的《中国经典》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巅峰之作,向来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鲜少受到质疑。本文以理氏1861年的《中庸》译本为例,揭示理氏译本所代表的传教士东方主义。分析显示,理氏翻译《中庸》,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全面颠覆子思的形上学建构,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     

《周易》中的美学──读刘纲纪先生《周易美学》

刘纲纪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他曾与李泽厚先生一道共同主编过《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其后,他又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专著《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周易》美学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开拓性与原创性的重要著述。对《周易》美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美学家也有过论述。叶朗先生《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就列有专章“《易传》的美学”。他认为,《易传》（主要是《系辞传》）在美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突出了“象”这个范畴,并提出了“立象尽意”和“观物取象”两个命题,从而构…     

米怜协助马礼逊翻译圣经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第二位传教士,主要任务是协助马礼逊工作。1813年,米怜夫妇到达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的工作。可惜米怜于1822年就去世了,仅仅在华工作了9年。米怜来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汉语。1817年,他便开始参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工作,首先修订已经翻译完成的新约。     

弗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与《圣经》翻译对西方语言文化的影响之对比分析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东汉至宋代，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作为外来文化，大量佛教经典通过翻译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西方语言文化的源泉，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圣经》不仅确立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促成了西方国家生活习俗的形成，而且对于其得以传播的载体——语言，尤其是英语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旨在运用对比、举例和叙述的方法分析比较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与《圣经》翻译对欧洲语言文化的影响的异同，从而增加读者对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知识，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障碍，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语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     

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卜德（D.Bodde）教授翻译的冯著《中国哲学史》英文版上册于1937年由Henri Vetch在北平首次出版，这次卜德又将其所翻译的冯著《中国哲学史》英文版下册（第一版）与英文版上册一起出版。我们非常感谢译者和出版者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如此完整的长达1238页的英译本著作，而冯教授的中文原著也有1041页之多。 卜德教授所做的翻译是非常可信而出色的，其译著中的注释也是有用的，在许多方面非常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在如此大部头的翻译著作中，不可避免的出现许多细小的错误（errors）。其中有些重要之点是可以与译者商榷的。如卜德教授将“灾…     

《地藏菩萨本愿经》释题(上)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唐朝于阗国的三藏实叉难陀翻译的。实叉难陀在武则天的时候来到中国，这部经也是武则天请他翻译的。实叉难陀曾经重新翻译过《华严经》，晋朝最早翻译的《华严经》是《六十华严》，实叉难陀翻译的是《八十华严》。《地藏菩萨本愿经》（以下简称《地...     

国内《易经》英译研究综述(1985-2014)

《易经》作为中华典籍,外译历史源远流长。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后,《易经》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扩大,国内学者开始对《易经》英译进行研究。为全面了解国内《易经》英译研究情况,本文基于中国知网搜索的66篇论文,对国内30年《易经》英译研究情况进行扫描,涉及翻译史与国外研究、译本比较研究、译文理论研究和其他文献四个方面。目前国内《易经》英译研究具有研究细致、结论一致、理论丰富等特点,但仍然存在研究成果少、刊物分散、研究范围窄、研究程度浅四方面问题。本文认为《易经》翻译语料库将成为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呼吁学界更多关注《易经》英译及其研究,为《易经》研究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吴经熊与圣经翻译(二)

正吴经熊不仅是个法学家,还是个翻译家,他将西方法律文献翻译为中文,也将中国经典著作翻译为英文,如《道德经》、唐诗等。吴经熊早有私下翻译圣经的兴趣,常用中国古诗形式翻译《诗篇》。他自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文学喜好,也是对自己信仰的一个交代。1938年在香港时,他结识了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     

季羡林的平静

季老的学问博大精深。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竟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如抽丝剥茧般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     

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

江天骥先生于2006年10月16日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至爱的哲学事业。他一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还是在学术研究受到极左路线严重干扰的日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学术的追求。1942年，江先生投笔从戎，任职于美国“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其间除了执行任务外，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以至于在同事们眼里显得孤傲。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后，他一直主编内部学刊《美国哲学动态》，介绍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和其他哲学思想。江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是英美哲学，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但他始终对大陆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抗战年代翻译出版《斐希德的生平和哲学》，后又参加《狄德罗选集》的翻译，文化大革命后主编出版《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述评》（1981），晚年则主要关注欧洲大陆哲学。江先生的哲学研究从大陆哲学开始，最后又回到了大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