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大师与白人岩

慧远(334—416年),东晋名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人,至今村中仍有楼烦寺。依照慧远传记资料记载,慧远一生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334年至35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慧远主要是四处求学。他早年博综六经,阅读儒道典籍,尤其对《庄》、《老》,颇有心得。这为其日后广行教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时局动荡,慧远萌发隐居之志。从354年至382年是慧远追随道安,辅助弘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慧远偕弟慧持于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听道安讲《般若经》,颇有领悟,感叹“儒道九流皆糠秕”,遂与弟俱投道安座下,剃度出家。从…     

慧远与中国佛教僧制建设

慧远大师是中国早期佛教界的杰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庐山僧团成为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慧远继承和发扬道安创设的僧制建设,以僧制管理僧团成员,使整个僧团戒行清净、和合共处,成为模范僧团,为后世僧团内部管理提供了成功范本。僧制不同于戒律,制定者主体具有多元性,内容上既参照了戒律条文,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一经开创便广为发展,成为各大宗派竞相效仿的僧团管理模式。慧远进行的僧制建设解决了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净土变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的弥陀净土信仰在汉魏之际就传入中国内地,两晋开始流行。东晋东林寺僧慧远(334～416)原受学于名僧道安,太元六年(381)入庐山,“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与谢灵运、宗炳、戴逵、刘遗民、雷次宗等相交论道,与鸠摩罗什亦书信往返,讨论佛学。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学者名僧123人。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

慧远,山西代县人,生于公元334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卒于公元416年(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慧远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领袖,他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了恶劣的影响。因此,揭示慧远佛教思想的内幕,剖析其本质,从而肃清其影响,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就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论述和批判。一、慧远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是东晋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同时也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判析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以前,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     

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

慧远是初期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学僧,并在庐山首创汉僧教团。虽然庐山教团的具体运作现已不详,但僧传所记慧远及其弟子的生平中,有涉及戒律的片段,由此可见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尤其慧远临终时为遵从戒条,拒服米汁蜜浆或续命,更是千古传诵。本文征引原来律典的说法,对这些事例加以分析,期望能对中国戒律学和僧团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戒律、僧制、法令——魏晋时期的汉传佛教寺院内部制度

学术界对魏晋时期汉地僧团的管理模式,主要依据道安的《僧尼轨范》展开研究,实际在当时,包括慧远在内的一些僧人,都创制过僧团的内部管理制度。塚本善隆先生抄录的《敦煌写本某地方佛教教团规制》,为我们研究魏晋时期僧团的内部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此类文献,我们能了知魏晋时期的佛教内部管理,是建立在戒律基础上,汇通了中国固有的礼制要求和政府需求的管理模式。     

从弥勒信仰到弥陀信仰──道安和慧远不同净土信仰原因初探

本文重点论述了道安与慧远在净土信仰上的不同。通过分析道安和慧远两人的僧侣实践，作者认为道安是一个具有积极入世精神的佛教领袖，弥勒信仰是一种具有入世倾向的佛教信仰形式，所以道安在信仰上选择的是弥勒兜率净土；慧远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出世精神的佛教领袖，弥陀信仰是一种具有明显出世特点的佛教信仰形式，因而慧远在信仰上选择的是弥陀极乐净土。     

东晋净土及观音信仰的地域流布

东晋出现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会稽。它们以佛理探讨为主,但民俗信仰也在教理佛教氛围中培植。道安在襄阳僧团内倡导了弥勒信仰;慧远在庐山教团中进行着阿弥陀佛的集体崇拜实践;建康皇室佛教充斥着低级淫祀;而会稽地区,却酝酿并盛行开了观世音信仰。这些民俗信仰既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又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佛教的民俗信仰中有一个趋势:弥勒作为佛的身份和上生净土、释疑解难的一面被阿弥陀佛信仰取代;弥勒作为菩萨的身份及未来佛下生人间的一面渐被观音菩萨现世救济取代。     

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对历代清规的继承与发展及其现代启示北大核心

清规是中国禅宗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僧众日常行事的规章,是唐代中期以来禅宗丛林创行的僧制。中国佛教从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以后,就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的措施,例如,支遁创立“众僧集仪度”,慧远创立“法社节度”。唐代中期,禅宗盛行,百丈怀海于唐元和九年(814)创立禅居制度,成为新的丛林规制,世称“百丈清规”.     

魏周时期五台山佛教史

东晋初年,后赵时期,先由天竺佛图澄,继以弥天释道安,将佛教传入山西境内。公元354年,道安在恒山立寺,遂有五台山附近楼烦的慧远、慧持兄弟二人往归出家,表明五台山地区已有佛法流布,而鲜有寺院建筑。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公元426年,魏太武帝夺取长安。公元413年灭夏,魏取关中。公元436年,魏灭北凉,取得凉州。至此,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魏境内的长安,自前秦苻坚以来,就是名僧     

净土修行实践与谢灵运的诗文创作

正佛教和谢灵运诗文创作的关系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热点。1958年,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Mather)便提出了"山水佛教"的提法,并初步探讨了中国山水诗兴起的佛教背景。在此基础上,1976年,日本学者志村良治先生则从谢灵运与庐山慧远僧团的关系出发,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谢氏山水诗中大乘佛教的思想基础。中国学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亦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思     

慧持大师柴桑五寺的历史变迁

正慧持(337-412),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初祖、庐山东林寺的创建者慧远大师的胞弟,曾与胞兄一起师从道安法师。太元六年(381),因为北方战乱,慧持随兄慧远南下,打算去广东罗浮山潜修,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爱庐山之清静,于是驻锡龙泉精舍,后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勷助下建成东林寺并定居于此。慧持还同慧远、慧永等123人共同创建白莲社,被举     

佛教僧团管理的历史经验 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历史上,佛教僧团管理在凝聚僧众信仰、促进佛教健康传承发展、协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佛教早期,僧伽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僧团管理主要依靠佛陀说法、戒律以及师徒的联系来维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最初完全依古印度佛教的戒律,至道安提出《僧尼轨范》,由此开启了中国佛教僧团管理的新篇章。而作为佛教中国化典型体现的禅宗,其僧团管理无疑最具代表性。     

中国古代佛教僧制

僧制,亦称"清规""僧禁",佛教僧团制度。印度僧尼以戒律为生活规范。中国僧团除戒律外,还制定其他若干约束僧尼言行的僧制或清规。据《高僧传》卷五,东晋道安首次制定的规式有:行香定座讲经上讲之法、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布萨差使悔过法等。     

中国古代佛教僧制北大核心

僧制,亦称"清规""僧禁",佛教僧团制度。印度僧尼以戒律为生活规范。中国僧团除戒律外,还制定其他若干约束僧尼言行的僧制或清规。据《高僧传》卷五,东晋道安首次制定的规式有:行香定座讲经上讲之法、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布萨差使悔过法等。     

简述慧远的因果报应理论

道安曾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继承了他老师道安的衣钵,“以大法为已任”(同上),以一生的精力从事对佛教基本理论的传播,宏扬佛法。慧远为了引导人们超脱尘世,体认本体,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着重宣扬了他的神不灭思想和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其中困果报应理论是慧远佛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部分。     

佛寺人力资源管理与大数据建设 以无锡开原寺“智慧僧团”大数据平台建设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开展僧才的培养、僧团的管理一商是佛教界永恒的课题。干百年来,历代佛门大德高僧始终将僧才教育、僧团管理作为佛教之根本,从隋唐的丛林管理至近现代的新式佛教学院教育,无不倾注着一代代佛门大德对僧宝建设管理的心血与期望。     

“黄金纽带”放异彩 南普陀寺谱新篇——日本青年禅僧来华修行体验纪实

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根据中韩日三国佛教联络委员会2006年4月日本大会预备会议决议,8月29日至9月8日,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派6名年青禅僧到厦门南普陀寺进行修行体验。厦门南普陀寺为闽南名刹,背山面海,每日香客如织。始于五代宋初有僧结庐梵修,明季初具规模,清初重修,1924年改地方寺院为十方丛林,翌年创办闽南佛学院。从此,海内高僧频临弘法,十方佛子竞来求学。今数百常住僧众与佛学院学僧修学于梵宇琳宫间,成为大陆佛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道场。8月29日下午13时,当手持斗笠、身着日式黑色僧装、脚踏草鞋的日本修行体验团一…     

佛寺人力资源管理与大数据建设 以无锡开原寺“智慧僧团”大数据平台建设为例

正开展僧才的培养、僧团的管理一直是佛教界永恒的课题。千百年来,历代佛门大德高僧始终将僧才教育、僧团管理作为佛教之根本,从隋唐的丛林管理至近现代的新式佛教学院教育,无不倾注着一代代佛门大德对僧宝建设管理的心血与期望。在1992年中国佛教教育工作(上海)座谈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过一句令佛教界至今不能忘怀的话:"在当前和今后,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