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水城文献TK75《文殊菩萨修行仪轨》考释——兼论文殊信仰在西夏的流传

俄藏黑水城文献TK75内含四种经文及一份六十花甲口诀,是一部以藏传佛教文殊信仰为主体内容的经文汇编。文献第二部分是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中《至尊圣者文殊师利增上智略陀罗尼》的汉译,其中还抄录了北宋法贤译师翻译的《佛说妙吉祥菩萨陀罗尼》里的偈文,与第一部分成就法及第三部分供养法构成了完整的文殊菩萨修行仪轨。TK75不但证明了文殊信仰特别是六字文殊的传播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更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西夏文殊信仰所具有的汉、藏并传、形式多样、即世而离俗等特点。     

敦煌曲子词四首

敦煌在甘肃,其地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多少世纪来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汇合处,又是佛教的中心地。那里的寺庙中,称莫高窟的,创立于公元366年。11世纪中期的某时.约有3万余卷的文书手稿在千佛洞的侧室中被封存起来,直到19世纪末期,才被一位姓王的住庙道士偶然发现。这些收藏品包括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以及一些公元5-11世纪时留下的民间文学作品。下面的诗歌系现今已经佚忘的曲牌,它们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大众文学的范本。     

西夏的佛教（下）

五、僧人和度牒西夏是多民族的王朝,其僧人也是多民族的成分,包括主体民族党项、汉、藏、回鹘以及印度(天竺)僧人。其中党项族僧人人数最多。回鹘僧人在西夏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西夏前期译经的主力。元昊和秉常时代译经的主持人白法信、白智光两位著名的僧人,应是汉文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回鹘僧”的代表人物。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颇深,在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11世纪末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强力推行,对原来的佛教造成重大威胁。不少印度僧人为躲避灾难并宏扬佛法,纷纷到西藏传法。同时一些印度僧人也到佛教兴盛的西夏传法,有的人…     

阅读伴随词汇学习的词切分：首、尾词素位置概率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通过两个平行实验,探讨重复学习新词时首、尾词素位置概率信息作用于词切分的变化模式。采用阅读伴随词汇学习范式,将双字假词作为新词,实验1操纵首词素位置概率高低,保证尾词素相同;实验2操纵尾词素位置概率高低,保证首词素相同。采用眼动仪记录大学生阅读时的眼动轨迹。结果显示:(1)首、尾词素位置概率信息的词切分作用随新词在阅读中学习次数的增加而逐步变小,表现出“熟悉性效应”。(2)首词素位置概率信息的“熟悉性效应”表现在回视路径时间、总注视次数两个相对晚期的眼动指标,而尾词素位置概率信息的“熟悉性效应”则从凝视时间开始,到回视路径时间,再持续到总注视时间。结果表明首、尾词素的位置概率信息均作用于阅读伴随词汇学习的词切分,但首词素的作用时程更长,更稳定,支持了首词素在双字词加工中具有优势的观点。     

首词素位置概率信息未参与汉语阅读的词切分：基于副中央凹加工的证据

本研究采用边界范式,考察汉语阅读中读者是否在副中央凹处利用首词素的位置概率信息进行词切分和词识别。采用2（首词素位置概率：高、低）×２（预视类型：相同预视、假字预视）的被试内实验设计,以双字词为目标词,记录大学生阅读句子时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在跳读率和第一遍阅读的眼动指标中,被试在高、低首词素位置概率条件中获得的预视效益量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读者并未在副中央凹处加工首词素的位置概率信息。结合前期研究推断,首词素位置概率信息没有作用于汉语阅读的词切分和词识别。     

早期全真教传教方式、方法的教育学分析

王重阳是全真教的创始人,他的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既注重弟子在全真教“宗旨”下的统一性的发展,又注重在“个性”指导下弟子差异性的发展。本文从王重阳的师生观和教育弟子的方式、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对我们当今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论全真道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明清时期,龙门派几成全真道之主脉,传遍大江南北,江南地区尤盛。本文对龙门派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在江南传播的龙门派承丘处机之传,形成了"龙门心法"的传承系统,虽然出现了一些分支,但大都具有崇拜吕祖、精严戒律、重视内丹、与正一道相融合等特点。龙门派推动了全真道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全真道士王吉昌与刘志渊考--兼论张伯端对金代元初全真教的影响

王吉昌与刘志渊是金朝后期至元初活动于山西的北方全真教徒,不是道教金丹派南宗的传人。但他们的文集中大量援引南宗祖师张伯端的著述,体现出张伯端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而张伯端对全真教的影响也不止于此,整个金代直至元初的全真教都深受他的影响。刘志渊还提到了南宗四祖陈泥丸(陈楠)和五祖白玉蟾的言论,为审视南宗与金代元初全真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宋元明清时期江西全真道发展述论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全真道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江西渐成为全真道活跃的地区。受地域宗教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江西全真道呈现出显著的特色:传播与发展比其他大多地域艰难而成就不小;与正一道派全面而深入地交流、融合;内丹理论建设成绩突出,为全真道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江西全真道在全真道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道教自然山水思想管窥

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道士们尤其是全真教徒的自然山水美学思想:一、自然比德观;二、对自然美欣赏的层次确认;三、异域风光入诗来。     

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

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但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很可能更早于开埠前的马来酋长管辖阶段,而且是肇始于安葬移民海上浮尸和树下死尸的移鬼形式,属于从坟地庙宇拓展出来的大伯公信仰。这项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属于移民迁徙半途不幸死亡而成的移鬼形式,比一般学者认为的移民携带香火或神像分身渡海南下的移神形式更早,其祭祀初衷也更自然和纯朴。     

正一道天师传承制度初探

稳定有效的宗教领袖产生制度对宗教组织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历代正一道天师传承关系的分析之后认为,该宗教传承制度具有四个显著特征:鲜明的差序格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合法性基础;纳入国家职官管理范围;实行信物制度。天师传承制度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因为建立了良好的保障机制,即外在政权认可与扶植、民众心理与社会舆论支援以及内在宗教组织与制度支撑。     

明代贵州道教简论

明代时期贵州道教的中心做了一次转移,这次转移对贵州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明代推崇的真武信仰在贵州通过道观的建设也得到体现。著名的道士张三丰也在贵州留下一些可以考见的蛛丝马迹。还有各派及其行持各类法术的道士也在贵州活动。从道教在贵州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对明代贵州的道教作出一个简单的论述。     

道教“真一”思想考

太一信仰在先秦一直不绝如缕,至汉代太一信仰可谓达到鼎盛时期,但汉武帝郊拜太一,其原因并非是改造国家祭祠系统以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而是武帝渴盼长生成仙的个人愿望使然。故汉武帝以后,国家祭祠中的"太一"逐渐式微,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太一"信仰就此消亡,它成为道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具体体现为当时道教"守一"思想的滥觞。关于"一"的体认和命名,各家不同,本文探讨的是道教的"真一"思想。历史上看,道教"真一"思想有三条线索可寻,其一是从葛洪、陶弘景的思想及相关经典中,可知"真一"与当时的"存思"观念有莫大的关系,有形有像的"真一"成为"存想"术里最重要的体内神。其二,是《升玄内教经》与《本际经》中所言之"真一",作为"真一妙智",成为重玄学的终极修持境界。其三,隋唐以后,因道教内丹术的兴起,其内涵也发生了重要转变,"真一"成为沟通道物关系的中介,发明"真一之气"成为内丹修炼的关键。"真一"思想的发展,体现出古老的"太一"信仰巨大的生命力,其名目在各个时代或有不同,但其主旨却是一以贯之。     

道教与民俗浅议——以斋醮、礼俗为例

本文对道教与民俗的关系，以斋醮、礼俗为例，提出了几点看法1、研究道教与民俗，不仅应对民俗建立起概念，而且必须对道教本身有正确的基本认识；2、还必须考虑道教在信仰民俗上的复杂性；3、道教作为文化现象，乃是其渗入民俗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