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化”伦理与“次级化”伦理——东西方社会伦理特性比较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理,而儒家伦理与西方社会的伦理正好相对而立.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五伦”基础上,主张基于血缘的“自然道德”,由此造就了儒家伦理属“初级化”伦理的属性.西方社会则将所有社会关系悉数中介化,主张“走出基于血缘而产生的自然道德”,因而形成了“次级化”的伦理属性.     

关于孔子何以被尊崇的问题——与匡亚明、蔡尚思等同志商榷

作者不同意匡亚明、蔡尚思同志关于孔子之被尊崇是由于他提倡“忠君尊王”的观点,指出春秋战国时提倡“忠君尊王”,最坚决彻底并非孔子而是韩非子。作者认为,孔子被历代封建统治所尊崇,虽与孔子主张“忠君尊王”有关,但关键原因是孔子的仁的学说及其思想体系内在结构的合理性。孔子仁的学说限制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其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仁”的学说由于与宗法思想密切相关,起到将家与国、伦理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作用,有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由于包含民主精神、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伦理原则,在今天也受到人们一定的尊崇。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     

责己和责人:儒家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的二元结构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儒家经济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１．儒家“家族主义”的群体观念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儒家经济伦理的理论核心就是家族主义伦理。重群体而抑个人是儒家调节、处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伦理原则。这一思想囿于其文化背景,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     

曲阜孔庙修建述略

<正>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针对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忠君尊王、仁政德治等政治主张。但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思想价值,反而使他颠沛流离,赍志而殁。孔子死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把它奉为正统思想,给了孔子生前未曾意料的殊荣,一直追谥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庙宇。曲阜孔庙是其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座。     

企业伦理的管理学态度——论德鲁克的企业伦理思想及其对企业伦理学的拒斥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伦理思想,其企业伦理思想线索和体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企业责任和伦理必须遵循伦理普适性原则,如同儒家伦理所主张的那样;由于管理者继承了社会的领导权力,因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仅限于其职能、权力和能力的范畴;管理者必须重视相互依赖的和和谐的关系。但是,德鲁克是“排斥”企业伦理学的。他反对企业伦理作为一个学科而不反对企业伦理本身。     

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重性

孝的本义是“善事父母”。因为人为父母所生养而成长 ,应该给以回报 ,所以孔孟主张对父母尽孝。先秦儒家还提出父慈子孝的对等关系 ,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秦汉大一统以后 ,移孝作忠 ,伦理向政治伸延 ,君父对臣子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汉朝称以孝治天下 ,建立察孝廉、奖孝悌的制度。对孝道的提倡 ,用以造就一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孝悌家庭 ,对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 ,儿女尽孝能和睦家庭 ,进而安定社会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 ,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对于维护汉皇朝的统治亦有安定的作用。但是历朝的孝治政策亦有负面效应。由于朝廷奖励孝子 ,有的人就弄虚作假 ,败坏社会风气 ,把孝道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有的虽然真心尽孝 ,但措施不当 ,形成愚昧行为。正面与负面就形成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重性。     

论德里达“无条件的宽恕”思想及其限度

在关于宽恕是否具有条件和底线的论争中，德里达主张纯粹的“无条件的宽恕”。他认为，真正的宽恕是宽恕那些“不可能宽恕的”人和事，它不能出于交换，不能带有目的，属于纯粹“不可能”的超越性体验。在涉及集体性问题时，纯粹的“无条件的宽恕”可以为构筑充满博爱的政治伦理关系提供全新的视角。然而，“无条件的宽恕”在实践维度遭遇的困境以及德里达在理论上声称宽恕具有的无底线性，实际上却消解了宽恕概念本身。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问

随着普世伦理的兴起,儒家伦理普世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支持,但这种观点主要出于情感而非理性.普世伦理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而现代性所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所以,产生于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可能成为西方的伦理观念.中国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化,而是如何利用儒家伦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伦理发展.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儒家自我观与现代组织中的伦理型领导

西方现有的伦理型领导力理论使得组织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得到了重视和强调,但是其规范性伦理和工具性伦理的思路并不能真正解决组织中的伦理问题和心理问题。西方主流文化所理解的个体,总是要使自己独立于他人,外在的一切关系,不论是他人,还是自然、社会,都是异于"自我"的他者,这很可能会造成内在道德感的缺失和归属感、认同感的匮乏,而儒家的自我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在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交往中才得以体认和发展。儒家自我观中有关"反求诸己""修己安人""己立立人"等思考,或许可以成为伦理型领导中领导者与组织成员以及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构造的基点。     

论儒家"经权相济"的道德模式

经权关系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要是说明在异常的情况下 ,如何采取变通的方式以坚持伦理原则的问题。经权关系具有复杂性与流变性 ,其基本特征是“经常权变”。处理经权关系的根本原则是“经主权从” ,其行为模式是“经权相济”。这是儒家的真精神 ,值得后人重视。     

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中西早期的“适度”思想及适用范围的扩展——从人间伦理到生态伦理

此文从中西“中道”和“中庸”的翻译和理解入手,进而讨论和比较了中西“中道”和“适度”思想的一些相近内涵和意义层面,主张把主要是作为人间伦理的“适度”观念引用到生态伦理之中,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

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责任心理观不同,传统儒家以“天人合契”思想为主旨,强调在关系伦理的价值体系中探求责任心理的现实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它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保民”的王道信念、“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主张以个人为起点,经由“诚”“敬”的主观修养、“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并辅以外在刑罚约戒,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责任心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学说“上本天道、下理人情”,融贯道德理想于人伦日用的中心环节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架构分析

先秦儒家主张角色伦理,以名定责是其角色伦理模式,以礼正名是保障角色伦理实现的途径,仁人是儒家的角色人格理想.当角色面临两难的伦理冲突时,要以“仁”为取舍的最终依据.这种权责统一的角色伦理模式奠基于人伦亲情之上,具有相互责善的色彩,对当今社会角色伦理建设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