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对佛教体用义的批判与误解

《新唯识论》的体用义与熊十力晚年体用义不同,是在批判和吸取佛教体用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对体的生化大用的肯定来自易学,而对宇宙万法诈现幻相的判断则来自于唯识学。在对唯识学二重本体的批评之余,他对佛教的体相用概念作了消化,相用合并以构成翕确之用。而所谓唯识体用割裂之过实际上源于熊十力对欧阳竟无体用观的误解。     

窥基法师的五重唯识观

窥基法师是唯识宗的实际创始人，五重唯识观是窥基对唯识学说的重要贡献。唯识宗为了确立宇宙万法都是“唯识所变”的宗旨，提出了观想“唯识”之理的遣虚存实识、舍滥留纯识、摄末归本识、隐劣显胜识、遣相证性识等五个层次或五种观点。唯识五重观之第一观是总观，其余则是别观。     

起信与唯识（下）

三、《起信论》与唯识学的会通《起信论》以如来藏思想为主，但糅有唯识思想。如在生灭门中，无明作为近因（直接因）缘起诸法，即由不达一法界，而有不觉妄心生起。一切杂染诸法皆是妄心的妄念。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起信论》云：“三界虚妄，唯心所作。”１８唯识学以唯识思想为主，亦有如来藏思想，如上节所述。故二者虽立意有别，但还是相容的。二者的会通，关键在于基本概念含义的比较。（一）一心的体用相摄与唯识的性相不离《起信论》“一心”的“心”虽名为众生心，但既不是心性、如来藏，也不是能缘虑的心，是一总相，…     

唐代《老子》的义疏学——敦煌写卷《老子》BD14677重探

敦煌写卷BD14677是佛教徒以佛性论义疏《老子》的残卷。写卷可题作“义疏”,因为佛教徒讲疏外书也属义疏学。写卷当作于武周时期，与写卷S6044虽不可缀合，但确属同一类文献。写卷并非道教重玄学派的著作，虽然二者皆据佛理，但仍存不少差异。写卷主旨是以华严宗圆教思想重释《老子》。所言“摄末归本”,并非唯识学“五重唯识观”之一，而是华严宗“事理无碍”观。所言“一相即一切相”则是华严宗“事事无碍”观。所言“有为互无”则是华严宗“括六相”的圆融观。写卷体现当时佛教兴盛，直接义疏道教经典，以广宣教义，故在隋唐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论熊十力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

熊十力《新唯识论》与唯识学者争论的第一个枢纽是关于“性体”之“性觉”与“性寂”的问题。在心性本净的理解上,唯识学主张自性涅槃,强调离染转依和修行工夫。熊十力抓住佛教唯识学的“性空”“寂静”做文章,以儒家的立场,强调“心性”不是“空”的,而是“实”的,不是“寂”的,而是“创”的,不是“静”的,而是“动”的,由“体”生发出“大用”,展开了“内圣外王”的系统,肯定了文化的建构。第二个枢纽是:“心体”是整全的、有机一体的,还是零碎的、拼凑集聚的;与此相关,道德理性的显发,道德意识的修养,是简易直捷、当下即是,还是繁琐复杂、委婉迂曲的?对于唯识学的繁复的“心”的分析,熊十力的评论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他的思想路数是华严与禅宗,特别是宋明儒的。熊的目的是创造“仁心本体”“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哲学体系,讲主宰,讲大用,确立德性本体的至上性、唯一性、真实性、能动性、创造性,当然不便讲缘起、依他,而必须讲本有、依自。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论欧阳竟无“空有无争”说的内在矛盾——兼评《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

欧阳竟无的“空有无争”说，为了贯通大乘法相与小乘法相，扩充“法相”的内涵，把遍计所执性纳入“法相”的系统，造成唯识宗所要遣除的绝无的实体法，与幻有的缘起法、实有的无为法同时并存，从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形式逻辑的自相矛盾。为了贯通大乘法相与法性，以实相、体相、总相等概念，把实相、真如等同于法相，重新造成唯识宗正智证真如的理论中，真如成为相分而无法被亲证的矛盾。贯通大小乘法相、贯通法相与法性的思想依据，是“体用简别”思想，这一思想中的无为法之体与有为法之用之间，构成了绝对静止的本体与绝对运动的现象同时并存的形式逻辑的自相矛盾。总之，“空有无争”说在无体法与有体法、无相与有相、无为法与有为法之间，造成了三重无法调和的矛盾。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从儒家思想看中江兆民自由主义的“东洋性格”

中江兆民初识西方政治及哲学思想时深有“欲究泰西之政法家 ,泛泛乎不知所归 ,徒兴望洋之叹”的感受 ,后来才逐渐领悟“谛观”、“中国君子式的政治道德”与“伴随欧美议院的道德”,“只因时势稍异其迹”,而其中的“大权略”与“大作用”并无二致。 (《中江兆民集》,第 1 1 8页 )事实上 ,中江兆民的早期思想中已确认仁义忠信的普遍意义 ,他正是按照自己已有的儒学修养来选择接受与之能相融通的西方思想的。下面我们分别从本末、体用、天人、心性、理气等相关范畴来分析他的“东洋式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特点。一中国传统的本末体用关系是兆民…     

体用互余:论方以智易学哲学的“四分用三”说

方以智易学哲学中的"四分用三"说是对邵雍先天易学"体四用三"说的继承和发展。他区分了"有体之体"和"无体之体"、"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并基于体用的两层内涵提出"体用互余",强调体用相对待之中有统贯体用的无对待之至体。同时,体用交轮体现为"一其体用",这是方以智对《系辞传》"易无体"而"以前民用"的诠释。方氏的体用思想与其"先天即在后天中"的易学主张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纠正阳明后学以先天之本体而废后天之工夫的流弊,强调后天之时用。     

读此诗,见碧空澄明

读朴老《九十述怀》（见《佛教文化》1997年第1期），见碧空澄明无垠。此之空无，造作大有。是有人格佛性之成就，报国济世之功业。我见碧空无垠，是感《述怀》有“体”。细吟朴老诗文，敦厚风趣，并未明言起用之体。而不领会其体格，只从事相上学是学不来的，终需体用圆融，方可“会”述怀之神韵。人格佛性者，体也；报国济世者，用也。体者，自觉自利也；用者，觉他利他也。自觉觉他咱利利他，是为菩萨所行菩萨道。道出了“人间佛教”为人民——普渡众生的主题。朴老既是人间佛教的推动者、领导者，自是身体力行。今观《述怀》，九十春秋…     

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

朱子在道体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与道为体”思想。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这关系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     

《易图明辨》与儒道之辨

17世纪中叶儒者在亡国之痛中藉由回归传统经典，从事新的研究工作。他们注意到原属于道教的思想学说阑入儒学，尤其集中于易学之中，兹事体大，必须将儒道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此即本文所称“儒道之辨”。胡渭《易图明辨》一直被视为当时最具代表性、最能穷溯本末的一部易学著作。本文除前言和结论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介绍《易图明辨》写作背景、胡渭生平及其进入儒道之辨论辩的历程；2.分析《易图明辨》的整体撰著方法；3.分析《易图明辨》对易图源流发展中三个重要问题所作的分判；4.分析“儒道之辨”中“破”、“立”及“补”三个历程，以见《易图明辨》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结论认为，在“儒道之辨”的第一阶段，学者直接攻击北宋以降的易图之学，着意于“破”而非“立”；胡渭《易图明辨》标识了第二个阶段，为历代易图种种相关的学说寻觅其各自的源流归属，在这基础上再行评价，亦即重在“立”而非“破”。第一、第二阶段所未解决的关于朱子易图思想的问题，历经王懋及纪昀等学者的辨正，重在补充，为第三阶段。     

"菩萨唯识止观"之操作浅探--以《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为范围

本文主要分析“菩萨唯识止观”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体而言,此乃结合唯识观与菩萨行的一种修行模式;其在大乘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基本前提下,运用唯识止观“以楔出楔”之实际操作,除遣凡夫自心所生之虚妄分别及虚假影像,直至其心无分别、无所住为止。     

邵雍哲学的体用论

邵雍哲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复杂而系统的体用论。这一理论有严整的结构。一方面,关于事物内部的关系,邵雍以体四用三的形式,界定了事物之整体及其自身当中之为形质性与活动性的因素,表达了对于用与不用的理解;另一方面,关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邵雍则以体用对待的形式,从动静、主从、高下、先后等角度说明了体用的复杂含义与事物的多重样态。邵雍的体用论以物为对象,以物理为内容,体现了其观物的哲学宗旨。不同于本体大用的模式,邵雍的理论接续了王弼以来中国哲学固有的体用论的传统,展示了理学初期理论建构的一种方向与可能。     

唯识与唯了别——“唯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的再诠释

一、问题的缘起对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而言 ,“唯识”概念具有首要的意义。对“唯识”概念的不同诠释 ,导致了唯识思想的复杂发展。汉传玄奘唯识学派对“唯识”概念作了“单面化”诠释。其中“识”与眼识等八识的“识”同 ,即梵文的vijnana ;“唯识”相应即vijnana -matra(或vij nana -matrata,简为～ta)。而其“唯识”概念有两方面基本含义 ,一是遮诠义 ,即无离识的 (外 )境 ;二是表诠义 ,又分三 :( 1 )限定识唯有八 ,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 ;( 2 )识有四分 ,即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 ;( 3)有不离识…     

"体用"范式下的近现代伦理启蒙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体”、“用”对举而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具有包括伦理在内的多重理论内涵。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如何处理伦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体用范式风行一时,相继表现为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精神为体,文化为用”,从而成为伦理启蒙、思想进步的重要载体与理论工具。     

道德的困惑与伦理学的使命——江苏省伦理学会年会综述

江苏省伦理学会1988年11月14日至17日,在江苏省灌南县汤沟酒厂宾馆召开年会和道德理论讨论会。与会代表围绕着道德的困惑与伦理学的使命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自由热烈的讨论。 一、道德的困惑与伦理学的使命 陈延斌认为,道德的困惑归根结底是道德观念的冲突。第一,三种义利观即“义利并重”与“重义轻利”、“义利并重”与“重利轻义”、“重利轻义”与“重义轻利”的冲突;第二,新旧观念的冲突,如安贫乐道与勤劳致富,竞争上进和与世无争;第三,平等、公正观与封建等级、特权观的冲突;第四,人的价值观的冲突,表现为忘我与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