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物不迁论》的哲学思想

《物不迁论》是阐发般若性空学说,以“即动即静”之义阐明“即体即用”之理论。物不迁,即物象虽有生起、流转等现象,然其本体永恒不迁（不动）。事物的存在只是当下的,转瞬即逝的,不会从古至今,也不会从今返古,各性只住于一世,事物是静而不迁的,世界也因而是不真实的。物不迁思想的存在,这主要和其人时空观是密不可分的,时间过去并不具有实在性,或者不如说是实在性的消亡。《物不迁论》所要破除的是实体性的时间,引导我们认识时间的空性。     

析"物不迁义"之双重论旨--兼评澄观镇澄对物不迁义之诘难

<物不迁论>之主旨非言物性,乃言动静关系,物不迁义含俗谛义、真谛义双重论旨.以俗谛义解之,物不迁义乃以俗谛破俗谛,重在破执;以真谛义解之,则有"立"之意义,立万法假有性空、动静皆空义,契合般若空观.此二义前者为明为显,文之所重;后者为暗为隐,隐而未发.以此双重论旨解之,则对物不迁义之聚讼纷争及澄观、镇澄所提诘难皆可迎刃而解.     

镇澄对僧肇《物不迁论》的批评

僧肇，东晋十六国时著名青年佛教哲学家。他才思幽玄，长于抽象思维，解“空”弥深，又精于撰写，曾著《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等名篇，在中国佛教哲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然《物不迁论》问世后，到了唐代，有清凉国师澄现含蓄地批评了该论的“不迁”说。受澄观评论的启发，明代五台山狮子窟沙门镇澄更撰《物不迁正量论》专文批驳《物不迁论）｝，在佛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关于事物存在形态，或者说是关于动静关系的重要论辩。这里我们先简述一下澄观对《物不迁论》的评价，之后再…     

老庄玄学、小乘实有还是大乘真空--僧肇《物不迁论》辨析

僧肇<物不迁论>既非老庄玄学"主静论"的孑遗,亦非小乘"性住说"的翻版,相反,该论通篇贯彻了中观般若本旨,论证诸法自性本空、环去亦不来的"物不迁"真义,无愧于其"解空第一"、"玄宗之始"的历史评价.     

理不迁、物不迁与心不迁——憨山德清对僧肇“物不迁”义旨的诠释

正憨山德清的《肇论略注》在晚明佛教界多年"物不迁"诤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注既整合各家的注疏,又融入自身的禅观体验,是晚明注释《肇论》的重要论述。本文通过着重分析《肇论略注》以及憨山涉及"物不迁"义理的其他著述,说明其在诠释"物不迁"义理时所展现的特点。具体说来,憨山"物不迁论"义理的诠释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镇澄与《物不迁论》

僧肇(384—414)是佛教著名高僧,被后世佛徒尊为“圣师”。他的著作自南北朝至现在,一直被佛教僧侣所颂扬。只有五台山两位高僧对他的《物不迁论》进行了批驳。这两位高僧是清凉国师澄观(738—839)     

《物不迁论》的时间观念及其双重困境

僧肇的《物不迁论》,以肯定过去和现在的永恒存在、否认事物具有历时同一性为前提,证明事物不在时间内移动,并以此为佛教教义提供支持。但是本文考察发现,《物不迁论》的时间观念面临内、外双重困境。内在困境是它的时间观念无法处理未来的本体论地位,即如果承认未来的客观实有,就会威胁因果报应、修佛可证的宗教信念;而如果否认未来的客观实有,事物不在时间内移动的观点就难以自圆其说。外在困境是指这种时间观念所包含的关于物性的观点,一方面与中观学说的物性观相悖,另一方面与积善成佛的宗教信念相冲突。     

《肇论》的现象学阐释

本文应用现象学的方法紧扣僧肇提出的“即物”和“照”两个范畴 ,将《肇论》诸篇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 ,从而确定《肇论》的如下顺序 :一、般若无知论 ,二、物不迁论 ,三、不真空论 ,四、涅无名论。《肇论》成为一个以般若照真谛从而明了物不迁和名不真之理 ,进而达涅之境的佛教认识论体系。从而为重新树立肇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提供一些启示。     

文本诠释与理论转移--中国哲学文本诠释三例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孔子有一些道德概念可被发展成心性论,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论。又如孟子有一些有关心性的论旨,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形上学。寻求“了义”或“本义”除了掌握经典传统中的理论基型（包括基本概念与基本论旨）之外,也要确定某一被诠释的经典所包含的理论或可被理论化的论说是否经过诠释后满足一些理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内部融贯性”、“架内指涉的相应性”及“完备性”等,其中“内部融贯性”更是掌握“了义”或判别有效诠释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必要条件。经由此一判准,我们往往可以判定某一经典被诠释为包含某一理论之说法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理论（的理性）重建及理论（的典范）转移的问题。本文分别以僧肇的《物不迁论》、张载的“理气论”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这三个中国哲学史上三次经典诠释的个例,来说明违反“内部融贯性”而产生理论转移或歧变的问题。     

由“迁想”之“妙得”——浅谈顾恺之“迁想妙得”论

能够理解"迁想妙得"在我们绘画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使我们在绘画创作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所学理论拓宽创作思路,让作品品位提升,并且自觉地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积淀,使我们在创作中能够飞扬流畅地"迁想","妙得"到优秀的艺术作品. 一、"迁想妙得"的审美内涵 "迁想妙得"是顾恺之《传神论》的主要观点,也是中国绘画理论中创作论的重要思想.那么什么是"迁想妙得"呢? 《中国绘画理论》评价道:"恺之迁想妙得一语为中国绘画理论上最初有力之启示,足开谢赫六法之先河,其想不迁,其得决不妙."《中国画法研究》也说:"不待迁想不同于说不可迁想,作者的想是无物不可‘迁’入的.只要想能‘迁’入,便自有神可写."     

《指物论》“指非指”的推证及其理论旨趣

《指物论》是层次分明的说理性论文而非对辩体文字，“指”在《指物论》中的基本含义是作为“指谓”产物的“指称”。“指固自为非指”(“指非指”)是《指物论》的理论归宿，这一理论归宿的主体论证环节是两次假设前提的推证，即分别假设“天下无指”和“天下无物”以推证“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具体又包含八个推论，最终得出了“指固自为非指”(“指非指”)这一在“离”物的层面上谈论“指”的抽象普遍性结论。“指非指”的命题是对《白马论》“白马非马”的引申和提炼，其中两个“指”的含义并不相同，“指非指”强调的是语言表达中物类指称和性状指称结合的“指”(“指与物”)不同于单纯的物类指称。公孙龙严格区分指称之间的差异性，乃出于“正名实”的需要，与《庄子·齐物论》对“指”的批判和解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肇论》看中观般若学的非本体性特征

《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的立论基础是中观般若学的缘起性空论,中观学既非传统西方哲学知识论框架下的概念本体论,也非魏晋玄学的境界本体论,而是缘起性空论,其理论建立在般若现观的体证基础上,故而不能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将其视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和延伸。     

日本佛教《法华秀句》卷中研究

日本佛教大师最澄撰写的《法华秀句》卷中完好保存了印土与初唐佛性论争的重要文献。其中印度部分以《瑜伽论》与《佛性论》为中心,辅之道伦《瑜伽义记》与慧赞《佛性论疏》作为注释,开显出性得佛性与修得佛性的两种不同路径。唐代部分先述道生与智胜佛性论争,此后记载了因玄奘新译而掀起的灵润、神泰、义荣三人的激烈讨论。     

试析康德“不可见的时间”之理论困境

康德的时间观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后者的时间理论不得不回应前者所提出的问题。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让胡塞尔与康德的时间观相“对质”,称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时间观”为“直觉的时间”,而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时间观”为“不可见的时间”(参见Ricoeur,1985,p.37),并以此作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时间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将主要循着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之有益提示,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与“原理分析论”部分之相关文本的具体分析,以呈现出康德“不可见…     

僧肇佛教思想述评

僧肇佛学主观上承绪罗什般若学的思辨传统,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展开对世界“真实”的追索以及人生“意义”的探求。在对中观“三论”的阐释中,僧肇力图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反映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的本来面貌。但是,由于受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坚持罗什之学的批判原则,逐步放弃龙树中观系统的“破斥”精神,转而对《维摩诘经》“不二法门”盎然兴趣。在“不二”思维原则的指导下,僧肇佛学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因素,致使他所阐述的般若学精神难以纯粹。因般若之性空思想难以落实,故僧肇提倡以涅榘至极之果为修行的最终目的,是为《肇论》的宗旨。     

基于“位”范畴的“白马非马”论

先秦逻辑研究有"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两种范式,作为前种范式之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为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后种范式基于文本与文本时代特征衍生出文本义理,归为历史学(如中国逻辑史等)领域。"‘白马非马’论证"研究也不例外,有"白马非马"论证兼名说、复合名词说、形式化理论说、诡辩说、任意对象理论说等,也有"唯谓"说、"物–物指"说等。本文提出了"唯位"说,即"白马非马"命题提出的理论根据是"位其所位",这里涉及"物、实、指、名、位、谓"诸范畴;并进而论证《公孙龙子》逻辑理论篇为《名实论》与《指物论》,其中《指物论》补充《名实论》里的"物"与"指"关系,例证篇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其中《通变论》与《坚白论》完善《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例证,得出"白马非马"论证是先秦思想孕育出的一种逻辑。     

《庄子》内七篇与惠施考论

庄惠之交是了解庄子的一个视角,历来为学者所注意。《庄子》内七篇均与惠施有一定渊源:从《齐物论》《逍遥游》看,惠施于"齐物"有所得,庄子有所取鉴,但惠施所论不醇,"齐物"而不能"逍遥",遂与庄子之学分道扬镳;《人间世》论士人进退存身"形就心和"之道,思想背景与惠施一类纵横策士有关;《养生主》论"无用"之"保身",亦发端于《逍遥游》庄惠辩"无用";《德充符》论"不与物迁、命物之化"之"德",与惠施"弱于德""逐万物而不反"形成鲜明对比;《大宗师》论生死哲学甚精,是庄惠围绕"鼓盆而歌"论生死的延展与深化;《应帝王》走向对政治的完全厌弃,汲汲于政治的惠施是一个主要参照点。但庄子创作七篇非因惠施,惠施亦只是庄子笔下众多"质"中之一员。     

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     

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

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度;不论是《竹简》还是以后的《诚明》,都受到古代“生之谓性”传统的影响,由于《诚明》主要是道德人性论,并提出“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比之竹简向前发展一步。     

柳宗元对《管子》四维论的解读

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治道思想的是《管子》。历代学者对其持肯定态度,但柳宗元却是例外。他以《管子》释义四维有误、“廉与耻,义之小节”“不得与义抗而为维”为由,论证四维论的提法不确切,进而得出“四维者非管子之言”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究式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