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学、汉学到戴学——中国主流文化近代转型的深层学术背景探析

一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本位思想文化在历史上发生了几次转型,影响较大的有西汉神学化的儒学、宋代理学化的儒学、明代心学化的儒学、清代经学化的儒学和现代西学化的儒学。在这几次大的转型中,西汉董仲舒的儒学本质上是外儒内法,兼涉黄老刑名,实际上是对先秦学术的整合;宋代     

礼失求诸野:东汉后齐鲁文化在文艺领域的展现

齐鲁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达到了顶峰。经过两汉政治文化的选择,它的主体儒学上升为“官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齐鲁文化的地域性开始淡化,其文化的价值旨向发生分化。在朝,成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在野,向民间寻求发展空间。东汉以后,齐鲁文化原初意义上的精神价值得以充分展现,在文人创作和民间文艺中发扬光大了它的精神旨归,主要表现为,在朝在野的齐鲁文人依然坚守古典人文精神和“德治”“仁政”理想;在通俗文艺作品中,齐鲁文化非官方的正统性质转化为“忠”、“义”思想的崇尚。     

儒学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髓,汲取儒学的智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当代价值;继承儒学核心思想,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承袭儒学重德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播儒学和谐理念,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汲取儒学教化方法,充分体现知行统一;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引领儒学研究风尚。     

西汉“独尊儒术”政策下齐鲁的人才资源优势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人才评价标准和官员选拔标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齐鲁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儒家学派的大本营,在人才资源上明显占有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官”多出自齐鲁,在太学中占有席位的经学大师75%是齐鲁籍人士;二是百官之长多来自齐鲁,从宣帝到西汉末年,共有15位丞相,属于齐鲁籍的多达8位,占53%,任相时间占总年份的66%。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当代的儒学话语是在清末经学解体以后,经过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新学”,它同传统的儒学在形态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本文考察了清末经学解体和儒学形态现代转换的过程,试图从晚清的汉家、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步步演进,来揭示新学对经学的渐次攘夺和全面置换的学术史图景,以说明经学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转型的急迫性,以及多种存活可能性之探寻的复杂背景,从而指出了史学的路向和观念史的模式在本世纪的儒学研究当中常相抗洁的根本性缘由。在描述了儒学形态发生现代转化的艰难历程之后,对当代新儒家的观念史取向和向哲学学科凑泊的必然性,做了同情的诠解,同时也指出了其所面对的困境。     

从地域视野中透析主流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

近年来 ,对于传统文化的地域解读日益成为学术热点 ,那些曾在中华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域文化 ,更成为史家不倦探索的课题。由山东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齐鲁思想文化史》 (先秦秦汉卷 ) ,系统论述了齐鲁思想文化萌生、发展和衍变历程 ,不仅全面展示了特定时空内齐鲁文化在思想、学术、教育、科技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恢宏成就 ,而且独具慧眼地抽绎出“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卓见 ,将学术话题引向更开阔的历史空间 ,展卷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古史上 ,特定的地域文化能否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思想资源 ,乃至担当民族文化的主流形式 ?…     

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10日至13日,“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和邹城两地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协办。来自美国、新加坡、韩国、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论儒学对于传统科技发展的两重性

人们常常把儒学作为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理由之一是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科技采取排斥的态度.其实,这个理由是需要重新讨论的.因为如果儒学对于传统科技的发展是毫无正面作用的,那么很难从逻辑上解释下列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科技成就,竟然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学是完全对立的.综观中国传统科技,至少有这样一些特征:就学科而言,最为发达而完备是医学、农学、天文学和数学这四门学科;就体系而言,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以此来建立学科体系;就著作而言,大多采取经学注解式的编撰体例.儒学对传统科技这些特征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本文试图从这些影响来分析儒学对于传统科技发展的两重性.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略论明代易学的形成、演变及意义

明代易学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学术背景下形成,反映了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与特色。明代定理学于一尊,易学以程朱之说为正宗。然程朱易学在明代盛行之时,又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程朱易学乃至反对程朱易学的势力:一是心学视域下的易学,一是以恢复汉学考辨传统为宗旨的象学。明代易学经历了由独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即以心学和佛学解《易》,继而转向调和理学与心学、融通儒学与佛学的演进历程,故往往表现出融合象数与义理、心学与理学、道家与儒学的鲜明特点。明代易学的价值在于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尽管清人对明代经学水平多有非议,我们仍不宜一味抹杀明代易学的学术贡献。     

道家思想与汉代学术

道家思想发展到汉代，对汉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道家的气论学说衍变成了元气说，并以此形成了宇宙论的体系；道家思想与儒学相融合，使儒学的理论思维进一步深化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换；道家思想向经学的渗透，有效地消除了汉代经学的非理性因素，增强了经学的理性成分；道家思想也为汉代的社会批判思想提供了理论武器。     

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特质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在“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主张以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为主导来融会西学,以谋求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学术思潮。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已广泛地涉及文化、政治、伦理、     

印光法师“格物致知”思想初探——兼谈“格物致知”诠释说的流变

在我国儒学史上,对于"格物致知"的诠释,大致有经学体系与理学、心学体系三种,各家解释因学理基点不同而思想各异。印光法师青年时期受理学影响较大,后经历了从儒学向佛学的转变,因其儒、佛贯通的学术风格与挽救世风、世运的宗教热忱,故走出儒学看儒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定义大胆采用了九川的思想火花,并给予佛学化的处理,于清、民之际儒、佛并弘,影响甚巨。     

《先秦经学学术编年》评介

<正>作为郑杰文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的最终成果《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先秦部分,刘爱敏、梁涛、曹峰、赵琳四人合著的《先秦经学学术编年》(上、下两册,近百万字)于2015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周秦800多年间中国儒家经学学术的发展情况。本书既是一部有关周秦时期儒家经学的编年体学术史巨著,也可作为一部有关周秦时期儒家经学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来使用,     

反思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当代儒学的“三偏”“三正”与其精神信仰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评当代儒学的“三偏”与“三正”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来有长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当前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本文指出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此三者,本文提出了"三正"之说: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合称"三正"。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简介

<正>2012年1月,山东大学将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整合成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既是一个独立的科研实体,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科研平台。作为公共科研平台,儒学院对全校、全国、全世界开放,对所有古典学术研究者开放,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将儒学院打造成为海内外古典学术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的权威机构之一。目前儒学院设有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经学小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所、民俗研究所、许嘉璐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