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

本文包括三部分。第一,论孔子仁礼学说的渊源。孔子以前,“礼”概念已有一定发展,而“仁”概念尚甚模糊。孔子在前人关于礼和德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仁礼学说。第二,论孔子仁礼学说。孔子的礼学说强调有等差的和谐(即和),而仁正是和的必要条件;其仁学说强调爱的外推是有等差的,而礼的等差正好成为仁赖以外推的阶梯。故仁礼实为同一思想体系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第三,论孟子、荀子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仁礼学说的核心。“克”有二义:一为胜任,一为抑制。克己从任己开始,立己方能立人;欲立人不能不有所抑己,为第二段;抑己而达到人己和谐,即成仁,为第三段。孟子主要在第一到第二段中发展了孔子的仁礼学说,而荀子则主要在第二到第三段中发展了它。     

孟子仁义并举的原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仁、义、礼、智四个德目,都曾被孔子高度强调过,然而战国诸子运动表明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免出现其流弊。贵仁易流于无差等,贵智易流于智巧,贵义易流于守义清高遁世。强调仁礼二端,则需凸显义来承转与兼综。在子思学派仁义并举的理论基础上,并在与当时墨家、杨朱学派以及不仕而议的士风斗争的过程中,孟子自觉地并举仁义,并做出仁义为四德“头脑”的解释。孟子仁义并举的努力,彻底扭转了之前四德散立的状况,仁义此后成了儒家之代名词。     

仁义之间

<正>仁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但"仁义"不只是仁与义的相加,而是观念史上一个更新换代的新版本。独立论仁,荣誉当归孔子;但"仁义"连体,贡献则推孟子。朱熹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朱熹,1984年,第199页)不是孔子没讲过"义",而是《论语》中"义"不仅单独使用,且意思相对单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或者"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见得思义"(《子张》)之类,     

先秦儒家的义理开合与逻辑建构

先秦儒学的义理开合与演进过程是其理论系统不断完善和建构的过程。儒家创始人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徵，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这个系统纵向打开即践仁以知天，横向落实即“修已以安百姓”。孟子将孔子的仁礼合一向内转，就仁而言性善，复由性善层层外推，主张仁政。荀子将孔子的仁礼合一外化，由性恶而重礼法，追求履礼以合天。《中庸》就孔子的践仁以知天而内在地讲天人性命相贯通，《易传》由法天效地而外在讲天生人成。《大学》顺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思路，完善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系统。先秦儒学在义理的开合转易和互斥互补中建立起相对圆满的理论形态。     

从仁智到仁义:孔孟思想的重要转承

仁智统一是孔子的成人之道,仁且智既蕴含结合二者,又蕴含分离二者且偏重前者的倾向;在孟子前后,存在着对智的广泛批评;仁智分离且偏重前者最终促成由孔子仁智向孟子仁义的转承,这一转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孔子的“仁学”伦理思想

孔子的仁,作为普遍的伦理原则,是一种含多层次的爱的道德要求;根据它,人们不仅应该爱亲,而且应该爱众人,爱夷狄。但是,只有仁是不够的,它要受礼的节度,即按尊卑、贵贱、亲疏的顺序去爱人。仁礼结合形成这样一种社会伦理模式:既有严格的尊卑、亲疏的宗法等级秩序,又具有相互和谐、温情脉脉的人道关系。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体现了仁智结合,安仁重义等特点,突出了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些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一样,既有应该否定的一面,也有应该肯定的一面。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在人性论上,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本文指出,由于受殷周以来传统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孔子把其天命论、人性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政治价值依据。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仁—礼政治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也谈孔子的人性观

传统上人们对孔子人性思想的论述往往从善恶的角度立说。其实,孔子并没有明言人性是善还是恶,而是认为人性应当是"仁",应该朝着"仁"的方向去塑造。与其说孔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毋宁说是具有引人向善意义的人性观。孔子提倡用"诗"、"礼"、"乐"涵养和塑造人性,以实现自然人性向道德人性的转化。     

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     

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之检讨

一、考“同”: 政治伦理一体观。孔子以仁、礼为伦理观的主要内容,赋政治于伦理之中,形成仁礼结合。亚氏以至善、幸福为伦理观的中心,主张“政治学术本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孔孟思想的分歧探究荀子礼学

从理论承继角度看,荀子的礼学直接源于孔孟学说的分歧。孔子主张"仁礼并重",人们常用"仁内礼外"来概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孟子则把为学的工夫化约为"求放心"、"简约",背弃了孔子依礼言仁的传统,对人文世界建构过程中的客观性维度缺少关注。荀子宗主孔子,批评和重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法先王",提出"性恶论"、"法后王",以申张自己的礼学。     

智者以变应变

正孟子师承孔子嫡孙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先给利益)。"孟子疑惑:"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怎么能离开利益呢?利益是仁义的完美体现。"数十年后孟子成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先生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封地),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正义何以保证?——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谈起

作为"义"在甲骨文、《尚书》中已不鲜见。孔子以后"义"沿两个方向发展:墨子以超越而外在的"天志"作为"义"的根据与保证的"贵义"论,使义向客观化、外在化拓展;孟子内在心性作为义的保证和根据,义由孔子、墨子的人的"应然"回归人的"当然"。墨家义的保证潜存着工具化危险,而孟子义的保证也潜存着滑向道德相对主义的危机。荀子沿孔子的路向,整合并超越了墨子、孟子的两种对立倾向,实现了义的"天数"与人性即外在与内在,超越与实现的双向保证。他的"分义"即差异正义的原则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简论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他把孔子精短的义利思想作了扩展和加深,使儒学义利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条理化。孔子和孟子二人在义利思想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孔子尚义轻利与孟子尚义反利的重大差异,也不存在着孔孟只讲动机不重效果的问题。孔孟的义利观是以仁义为先、义利通变、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义利观。     

孔子仁礼关系新探——以“德性生命”为视域的考察

仁礼关系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重要且基本的问题。孔子之仁有情感之仁与境界之仁两重核心意涵:情感之仁即以"亲亲之爱"为内核、以"爱人"为普遍表征的真情实感;境界之仁则是统摄礼、义、智等德性的"全德"或理想人格。在孔子那里,首先,礼以情感之仁为本,礼既内发于情感之仁,又以情感之仁的安顿为本质;其次,境界之仁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而呈现,此即礼内化于生命、内化为境界的过程。由礼的内发与内化可知,仁与礼之间是互动性、构成性的关系,一体化的"德性生命"由此而得以成就。     

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

推恩说是孟子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主要措施,它与孟子“爱有等差”的思想并不矛盾.推恩说具有可能性是因为孟子将血缘情感赋予自然的、本能的含义,同时强调这种血缘情感又具有高于自然的理性自觉.孟子以“孝”为“仁”的起点,实质是强调“仁”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这使孟子的“仁”学具有高扬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同时孟子并不局限于自然因素,他所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需要奠基在人的自然而真实的情感之上,否则会导致虚伪的道德、导致对人性的扭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的自然性起点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自觉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