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先秦儒家王道理想的应然指向与现实困境——以《孟子》为探讨中心

王道政治是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传统政治资源,各家人物都借此来阐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应对方案,对于儒家而言更是如此。儒家认为源于天道的王道具有自明的正当性,理应是理想且可行的政治制度。基于这一政治立场,儒家审视春秋战国时期现实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以此为评判标准,并对王道政治作了理想化处理,进而将理想化了的王道政治视为一种必然会实现的政治制度,在侯王间游说。礼乐的崩坏与霸道的盛行,让王道政治在现实社会的落实困难重重。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门在产生分化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让王道理想得以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

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明王道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最终归旨。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环境,他对圣贤之道做出新的诠释,即是明王道的具体途径。儒家之外的百家杂流以及儒家内部偏离修身之法的异端分子都与实现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方孝孺所谓的圣贤之道是他辟异端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对异端分子的驱斥态度。本文对方孝孺站在道统立场的辟异端思想进行考察。     

儒家德政思想的理论逻辑

正自孔孟肇始,如何构建理想的道德化政治秩序成为儒学致力探讨的一大主题,并形成了儒家特有的"德政"思想。传统儒家德政思想内涵丰富,对"谁来执政"(君子群体与圣王)、"如何执政"(为政以德)、"执政状态"("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圣王气象)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回答。"性善论"作为一种美好的"人性期待",是儒家德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儒学对"人性"问题的总的立场以及对"人性"发展的理想期待是"善",     

今文经学视域下的孔子圣化

儒家传统理念中圣王的确立以德位兼备为前提。在今文经学视域中,孔子为圣王谱系之"集大成者",为解决孔子有德无位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儒者创设孔子素王说以圣化孔子。自汉代董仲舒后,此论与谶纬结合,广为传播。汉人又推阐孔子为汉制法说,一方面为汉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又可使王道教化积极匡正现实政治。何休既认可孔子为汉制法,又强调此法贯于百王,使孔子制法兼具现实性与超越性维度,其普适性意涵得以充分彰显。作为制法者的孔子,亦成就其至圣地位,为万世所景仰。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表明了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这一内在的相关性主要是什么,学者们的见解见仁见智.有些学者从否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例如"君子无所争"、"和为贵"与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的相互矛盾;有些学者则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例如"节用爱人"、"言而有信"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相互和谐.这些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范畴和命题)与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相互关联;但也有局限,因为它们总是纠缠于对立命题的争论,并且也难以体现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特有"关联(例如儒家伦理重视"诚信",新教伦理同样重视"信用").因此,从新的角度探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相关性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超越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立足于整体结构,从其内在张力出发,阐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为政以德”: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治国理念,"为政以德"是其核心。"为政以德"表达了儒家的圣王理想,展现为一系列完备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为政以德"依然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中国传统王道理念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思想,包含道德、经济和军事要求在内的、旨在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和方略,它以人心为准绳,以天下为取向,无分内外。君主专制时代,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全球化所推动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普遍紧张,恰恰需要一种类似中国传统王道的新的世界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经过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王道理念能够为"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王、霸的时序性--试析由王道向霸道转变的原因

王道政治作为一种理想化的为政方式,由于其独特的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体系,在道德观念上占有先人为主的优越性。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道政治由于自身体系内部的矛盾,即人性善的理论与人性的本质的矛盾、理想化的为政理念可望而不可及、过于内倾的文化导致的软弱性,使王道政治已经很难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霸道正好克治了王道的不足,是对王道的批判继承。     

由衷之言的伦理困境——孔子的言语伦理思想

"修辞立其诚"是儒家言语伦理学构建的核心命题,它包含"非礼勿言""言必及义""无征不信""言之必行"和"时然后言"等言语伦理原则;儒家由衷之言的伦理困境实际上是传统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在言语问题上的反映,这种以牺牲言语效用价值以维护言语道德价值的致思取向,对当代言语伦理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