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先天"来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该文试图考察福柯的自律的话语理论并反思考古学的症结。文章从“历史先天”这一关键词出发,阐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如何将对话语的实证描述和探索话语构成的先天规则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其在对话语的形式分析的同时,超越传统哲学深陷其中的三对矛盾：“经验-先验”、“我思-未思”、“本源的隐退-回归”。围绕着“陈述”的三个特性,我们可以看到福柯为此所做的努力,即打通共时与历时之隔,经验与先验之分,实现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联姻。文章最后指出这种自律的话语理论的症结所在,认为福柯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跳出“有限性解析”的窠臼。     

辩证的和批判的政治学理论

辩证的政治学理论,在19世纪中,曾被看成是对启蒙思想的科学特征的反动,这是为了把基督教的道德内容保持在哲学的尊重个人的形式中。在这期间,新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甚至放弃了启蒙哲学的概念——社会哲学的规范可以发展成为政治行为的规范,并且鼓吹和宣传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科学”;它把辩证的政治学理论看成是“浪漫主义的复活”。相反,辩证学家们则把战后的实证主义看成是启蒙思想的变种,而启蒙思想早已被康德的论证(即     

科学理论的结构

何谓理论？何谓科学理论？“理论”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早期,“理论”是一个与“实践”相对立的概念,概念的内涵比较模糊。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理论形式的成熟,“理论”一词专指具有一定结构的陈述系统,严格地说来,它应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而“科学理论”则还必须满足另一些条件,特别是它必须具有经验的内容。与这些发展相适应,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也愈来愈为科学哲学家们所关注。本世纪以来,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可谓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受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其中,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又可说是被…     

对研究形式运算的“组合系统”和INRC群的方法论探讨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形式思维作为一种不同于具体运算的思维方式,在青少年和成人中是普遍存在的。皮亚杰认为,“形式思维的一般特征—它超出与经验事实直接有关的转换的框架之上,并且从属于一个假设-演绎运算,即关于可能的运算的系统”。实质上,这个系统是由形式运算构成的一种机能性的运转结构。它的运转是动态     

谈谈唯物辩证法与现代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

在当代思想斗争中,下述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对传统所理解的逻辑问题的创造性探讨,马克思是否起过重大促进作用?人们都很清楚,马克思常常被承认为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但同时却否定他在探讨逻辑问题上的任何作用。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不时地传来这样的声音: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至多不过是关于历史的学说,是与逻辑、“演绎意义的逻辑”理论毫无关系的、单纯的经验-描述理论。例如,鲍波尔说:“因为可以把逻辑看作为演绎理论。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假定,辩证法与演绎有某     

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取消形而上学

本文最初发表在1932年出版的《认识》第二卷里,后来派普将其译成英文,该译文又被收集在艾耶尔编的《逻辑实证主义》(1959年伦敦版)一书里,中译文就是根据派普的英译文转译的。本文的标题已经指明,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取消哲学,取消哲学上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怎样“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达到“取消形而上学”的目的呢?这就是用所谓“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语词和句子进行唯心主义的分析。卡尔纳普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由它的应用标准决定的”;“一个句子的意义在于它的真值条件”;“一个陈述的意义在于对它的证实方法”。他认为,凡不能证实的词和陈述都是无意义,都是假概念和假陈述。以上述理论为基础,他宣称:“一切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哲学上的任何概念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概念”和“假陈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性”的争论也是一个无意义的假问题。作者说,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者采取了“这个决定性的步骤”,“从此就达到了根本取消形而上学的地步”,哲学从而消失了,“所剩下来的既不是陈述, 也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否定的作用就是“取消形而上学”;其肯定的作用就是为“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给事实科学和数学奠定基础服务”。作者明确地宣称:逻辑分析所作的“判决”,不仅打击了任何思辨的形而上学,也同样打击了一切规范哲学和价值哲学以及“作为规范学科的任何伦理学或美学”,“因为一种价值或规范的客观有效性是不能从经验上获得证实或从经验的陈述上推断出来的。”至于他说这一“判决”同样地打击了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等等,那就真是完全胡扯了,因为这一学说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它在“科学的哲学”和“取消形而上学”的幌子下,反对科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它乃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的变种。经典作家对休谟主义、马赫主义的批判,原则上也同样适用于逻辑实证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理性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主要通过研究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30年代的著作以及阿多尔诺战后的著作,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批判理论同阶级观点的关系的有关论述。批判理论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坚决否定现存制度并强烈地反对实证主义。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并表现出否定的辩证法的统一性。它根本不接受“无预先假设的”和“不受价值判断束缚的”或“价值哲学上折衷的”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学说。它认为这种学说仅仅局限于对纯粹的、经验的“事实”进行收集和分类。这种实证主义学说认为,对事实进行选择并进行理论上的综合似乎并不一定需要什么预先的假设和一定的方向。霍克海默尔认为,赞成     

可否证性原理与美的本体探寻

按照波普的说法,形而上学的命题只有以可否证的形式出现时,才能取得科学的地位,这比起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维持根斯坦对科学与科学的分界问题的解决——“有可能处于科学领域的陈述是可被观察陈述证实的陈述”——显得更有气度、更为严峻,根据波普的可否证原理,重新审视关于美的本体探讨的若干命题,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这样做,或许对寻求美学研究的多元出路不无启发吧。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略论中国禅的“游戏三昧”及其与律制的关系

“游戏三昧”是中国禅思想中一个重要而又不易厘清的概念 ;特别是它与佛教戒律之间的关系 ,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禅的自由观念以及所谓狂禅概念的判释。这一问题在汉语禅学思想的研究中虽略有所涉 ,但问题远远没有说清。关于“游戏” ,席勒说过 :“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 ,他才游戏 ;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 ,他才完全是人。” (席勒 ,第 4 50页 )可见 ,“游戏”不仅是一种嬉戏的活动 ,它与某种严肃的东西有着本质的关联。禅宗的游戏具有一般游戏意味的特性 ,而又不能完全从同构型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 ,必须充分关注到禅宗特有的文化脉络和其游戏活…     

论科学问题

一、科学问题英国科学哲学家玻兰尼(M·poLanyi)在其《解决问题》一文中曾认为:“一个问题或发现本身是没有涵义的。问题只有当它使某人疑惑或焦虑时,才成为一个问题;发现也只有当它使某人从一个问题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时,才成为一个发现。由此,玻兰尼对“问题”的涵义作出了某种界定。他认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智力上的愿望。”关于“科学问题”的定义非常多。玻普尔认为,问题就是“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期与其所提出的观察     

信任、陌生性和款待

我受邀沿循“思想之路”来探讨共存问题，对建立向多样性保持开放的社会凝聚力的方式进行思考。我的想法是，只有在得到人们重新塑造的时候，作为一种假设、题目和原则的民主才是活生生的。只有当经验都持续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通过行动、有时候还会以导致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的方式重新塑造的时候，这些经验才是活生生的。     

意义与可证实性

下面两篇文章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派普(Arthur Pap,1921—1959)的《科学哲学导论》一书第一部分(意义与可证实性)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摘译(第二章的 E 和F 全译,D、H 删节;第三章的 C 和 D 都有删节,这两章的标题也略有改动)。这里派普介绍了卡尔纳普及其学派的意义学说的梗概。这个学说曾经是、现在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哲学唯物论,攻击辩证法,曲解自然科学理论,同时力图把自己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掩盖起来的主要武器。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命题(相当于派普文中的“陈述”,派普所谓命题则指陈述的内容)的意义和概念的内容不是受客观对象及其情况决定,而是受主观的感觉经验决定的。这完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者、特别是休谟关于“观念”的学说的翻版。仅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卡尔纳普等人不谈印象、观念、知觉判断等等,而谈观察名词、理论名词、观察句子、理论句子等等。他们以“冷”、“白”、“轻”、“重”等简单的观察名词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起初要求一切理论名词都必定是可以根据这样的观察名词来下定义的,一切理论句子都必定是可以翻译为观察句子的(“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就是说,一切下了定义的理论名词都可以从科学中消除掉。但这个企图用感觉资料去构成物理对象的唯心论纲领(《世界的逻辑构造》)很快就破了产,此路不通,于是后来卡尔纳普建议使用还原句去诠释“质量”、“温度”、“可溶解性”等普通的理论名词,并且承认把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联系起来的还原句,只是这些理论名词的不完全定义,因而它们不能够被观察名词所替换。但他仍然认为含有理论名词的句子所能具有的意义完全依赖于它们与观察词汇的联系(“经验论者的语言”)。可是还原句在“力”、“场”、“粒子”等等理论名词面前又碰了壁。是否承认它们是有意义的呢?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经验论者意义标准的“自由化”。这就是承认这些名词在理论网络中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通过公设系与其它已被还原句所诠释的理论名词有了确定的逻辑关系,从而获得了部分诠释。这就是卡尔纳普等人最近的看法,在第二篇文章中阐述了的。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接连碰壁,步步退让,但他们还力图保持自己的根本观点:他们不仅认为“物质”、“因果性”、“必然性”等哲学范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否认物理对象如电子、原子等等的客观存在。卡尔纳普只承认两种对象:首先是用观察名词来指称的对象(实质上是感觉资料),其次是数学对象、自然数、整数等等。他说:“不必给理论物理的描述性理论名词假定新种类的对象”(《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见《辩证法》第47、48期)。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否认了科学理论的客观内容。他们的意义学说是反辩证唯物论的,反科学的,不过是用新的形式逻辑技术掩盖起来的主观唯心论的陈旧理论。     

语言哲学研究新进展(续一)

三意义检验理论与意义理论紧密相连的是意义检验理论。意义理论讨论“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意义检验理论则考察“什么是经验意义的标准”。有一部分分析哲学家(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无论观念论者、指称论者或功用论者,都把意义理解为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什么是意义”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他们宁愿研究什么是经验意义的标准,即讨论语词或命题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意义。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数十年的研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意义检验理论。在二、三十年代,他们提出经验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认为命题的意义     

科学检验的逻辑及其困境

科学假说、理论必须接受观察、实验的检验,科学检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的西方科学哲学,企图从逻辑的、定量的角度探索解决科学检验问题,并给科学检验以逻辑表征。本文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种检验的逻辑过程和逻辑模式以及遇到的逻辑困难。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思想,正式提出了经验证实原则,他们把这个原则概括为一句名言“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那么,科学假说、理论是怎样被证实的呢?也就是说,对假说、理论进行检验的活动其过程如何?一般说来,在检验一个假说、理论时,首先必须应用演绎法,从科学假说、理论推导出结果即经验陈述,然后把这种经验陈述与通过归纳法从观察、实验中得出的结果加以对照,看是否一致。如果用H表示假说、理论(一般为全称命题),E是由H导出的经验陈述或观察、实验结果,S为被考察对象系列,则其     

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其与人文科学的关系

一、关于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和重要性。科学划界,本来是西方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出的一个特殊问题,目的是依据经验或实证的标准,把科学与非科学,甚至把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实证性或客观性是科学的根本的、乃至唯一的特性或本质,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其他一切知识或理论,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把自然科学作为效仿的榜样,否则就不能晋升科学的行列。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理论由于偏执于实证性…     

什么是意义理论?(Ⅱ·续)

四 摆脱这种僵局的出路是什么呢?要找到这条出路,我们必须首先要问一下,是什么使我们陷入这种僵局的。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们所有困难的出现,都是因为我们倾向于对我们语言的所有句子假定一种实在论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假设:适用于由它们所构成的陈述的真之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每一个这样的陈述都是确定地真或假的,而与我们的知识或认识方法无关。对于可判定的陈述,假定二值原则没有什么危害,或者根本就没有危害,因为根据假设,我们可以任意确定那些陈述的真值。正是当二值原则应用于不可判定的陈述上时,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即无法把认识到一个陈述什么时候已被确立为真或为假的能力,等同于有关它的真之条件的认识,因为它有可能为真,但这时我们却无法认识到它为真,或者它可能为假,而这时我们却无法认识到它为假。当我们处在这种状况时,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时我们才能对认定一个说话者知道这个陈述的真之条件进行解释,这种条件就是,可以把这个陈述的真之条件描述为明确的知识,也就是说,可以以增进知识的方式阐述那种真之条件,并且可以描述说,对这个陈述的理解就在于陈述它的能力。若非如此,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解释说话者关于这个陈述的真之条件的隐含的知识体现在哪里,因为很显然,仅仅根据     

论科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

近年来活跃在科学哲学阵地上的结构主义流派已崭露头角,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集合论谓词下定义的方法把科学理论形式化。结构主义提出用莱姆塞-史尼德语句形式来陈述理论的经验内容,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传统科学哲学在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问题上所带来的认识论困境。结构主义对当代科学哲学的重要贡献在于用静态的形式化结构处理科学理论动态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五个方面优于传统的陈述观:(1)用它可以毫不费劲地引入一个对     

非形式逻辑与演绎主义

非形式逻辑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首先是一种寻求更好的大学逻辑教学方式的努力。进而,非形式逻辑学者们逐渐开始触及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理论议题,即发展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关于论证以及好论证的理解方式。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布莱尔和我阐释了非形式逻辑为哲学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其中一点我们称之为“演绎主义的终结”。那时我们并未给出演绎主义的定义,而只是把它等同于麦金泰尔的那个精炼的说法：“任何推理,不是演绎的,就是有缺陷的。”但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作出“演绎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显然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因为演绎主义似乎至今都还很有生命力,甚至在那些倾向于非形式逻辑的学者那里它也能得到支持：恩尼斯长期以来都辩护演绎主义是一种论证重构策略,格罗尔克更是致力于辩护它是一种论证评价理论。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诉诸于演绎技巧和演绎规范的逻辑研究。当我们意识到演绎和演绎主义已经如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哲学发展史中,并且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关于逻辑研究的理解,我们就能明白非形式逻辑这一理论努力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我将首先澄清“演绎主义”的意思,然后再分别考察那些赞成和反对演绎主义的论证,最后,我将表明非形式逻辑是从演绎主义中挽救逻辑的理论尝试。     

维特根斯坦对先验问题的重新思考——兼谈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深刻的思想,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他对先验问题(transcendental prob-lem)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维特根斯坦常被混同为逻辑实证主义者,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不理解他对先验问题的深刻见解。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先验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问题,因为它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经验证伪,不符合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从而拒斥它。维特根斯坦同样认为,先验的问题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经验证伪,它既不像经验命题那样具有经验意义,也不像分析命题那样具有逻辑意义,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其不可取消的地位和价值。在维…     

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韩炳哲对生命政治学话语范型的改写及其理论失误

韩炳哲基于对功绩社会的审视构建起精神政治学。他试图以功绩社会中“他者的消失”和“否定性的消失”为由拆解生命政治学话语范型,却继续与生命政治学产生微妙关系。尽管韩炳哲对众多生命政治学者予以批判,但他也存在对生命政治学的隐性继承与偷偷挪用。韩炳哲没有走出生命政治学,其精神政治学实际构成生命政治学的当代延伸。他力图掩盖精神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关系,却使精神政治学在基本理论层面语焉不详。从生命政治学的理论缺陷及韩炳哲对它的批判失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是现时代的真理和良心。